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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3章（第2页）

这里出现了败笔。

本来觉察到肃反搞错了，就应该马上甄别，迅速放人。

但没有这样做。

没有放人的理由有几个。

整肃方是戴季英态度蛮横，不同意放。

被整方是高岗态度蛮横，怕放出来不好收拾。

一拖再拖，错过了时机。

但主要领导人朱理治决心不坚，应是主因。

情况并不很明之时，肃反决心下得过快，情况已经很明显了，结束肃反则前忧后虑，踌躇不决，朱理治为此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

不仅被说成是王明在陕北的代表，阴谋陷害高岗、刘志丹，还说他拒绝迎接北上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

后一个指责最要命。

不愿让中央到陕北，比肃反扩大化不知要严重多少倍。

程子华在回忆录中详细回忆了这一段：劳山战斗缴获了敌军一份文件，内容有：中央红军主力北上到甘肃省武山县西南。

前方负责同志们给朱理治同志写信，并附缴获的文件，建议红十五军团到关中苏区去欢迎中央红军。

朱理治同志把前方来信和敌军文件给我看，征求我的意见。

我看后对朱理治同志说：“敌军文件是一个多月前的，中央红军要来关中苏区的话，已经来了，用不着我军全部去；要是没有来关中，那就是到别处去了，十五军团去欢迎就会扑空。

十五军团远去关中，来回要一个多月，敌军会乘虚占领永坪镇，苏区就困难了。

不如十五军团继续向南打，调动西安敌北援，以此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

同时，十五军团在苏区边沿，敌军就不敢占永坪镇。”

朱理治说：“我考虑一下答复你。”

过了两天，朱对我说：“戴季英同意你的意见，我也同意。

你去前方与同志们开个会，把后方同志们的意见转告他们，征求他们的意见。”

我同意了。

但我的伤还未好，是睡在担架上抬到前方的。

到前方后，与徐海东、刘志丹、聂洪钧、高岗、郭述申等同志开会，转达了后方同志们的意见，前方同志同意后方同志们的意见。

1954年，彭德怀、马明方同志在北京饭店召开西北问题座谈会时，我在会上把这个情况讲了，并说：“这是作战方针问题，不是不欢迎中央和毛主席。

如果说作战方针错误，我负责。

因为是我提出来的，前后方同志们同意的。”

我的话在那次会上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

程子华1954年在西北问题座谈会上就这样讲，实在难得。

我们就是因为少有程子华这样直露真情的人，使多少不应陷入迷雾的问题，最终陷入了迷雾。

朱理治无疑在肃反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

作为陕甘晋省委书记，他当然应负主要责任。

但当时陕北肃反情况相当复杂。

有老问题、老矛盾。

如中央驻北方代表与陕北省委的矛盾，以及这种矛盾引起的陕北特委和陕甘特委的矛盾；也有新问题、新矛盾。

一是陕北党的工作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如土改问题，党组织的发展问题和地方政权的建设问题，等等；一是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军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