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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9章（第1页）

如若不是沸腾的全国舆论使其有“黄雀在后”

之感，天知道这位后来的“抗日英雄”

还会干出些什么事情来。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同一天，南京学生五千余人游行请愿，反对华北自治组织。

“一二·九”

运动后的平津学生组织扩大宣传团，分向乡村宣传抗日救国。

12月20日，武汉学生两万余人大游行，要求讨伐殷汝耕，全国动员，维护领土主权完整。

同日，上海学生五千余人冒雨跪向市政府请愿。

12月22日，太原、武汉学生游行示威。

12月24日，上海律师公会、全国商会联合会等十四团体电宋哲元，谓“流芳遗臭，公能自择”

；另电南京政府请中止冀察自治，讨伐叛逆。

1936年1月6日，宋哲元复电上海各团体，谓洁身爱国，未敢后人。

这真是危难时刻救人的舆论。

若没有这种舆论，不知有多少人会自觉不自觉地沦为汉奸。

就是在这样的压力下，宋哲元感到自己的某些行为过分了，开始向回扭转。

他艰难地玩弄着平衡。

平衡的结果，冀察政务委员会成了一个形状奇异的怪胎。

委员中有张自忠、万福麟等抗日将领，也有王揖唐、王克敏等汉奸走狗。

这是一块宋哲元在民族公利与个人私利之间最后挣扎的地方。

委员会成立之时，他应日方要求用了一批汉奸、政客做委员，但反日力量还是据于主导地位。

日方不满，屡次提出齐燮元、汤尔和、章士钊等人当委员，宋哲元想拒绝又不敢，想出一个办法：进一个亲日派，就进一个反日派。

进齐燮元、汤尔和时，便增加刘汝明、冯治安；有了章士钊的任命，又提出邓哲熙来拉平。

宋哲元对日态度的转变，真正开始在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之后。

于是，最后终于导致华北驻屯军挑起以宋哲元为对象的“七七”

事变。

“七七”

事变发生了，他仍然犹豫动摇于抗战与妥协之间。

直到7月27日，才发表坚决抗日的通电。

那个时候在中国除了汉奸，不抗日的已经没有几个人了。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根基太深的谜。

教科书上说，抗日战争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

戴上这个花环，却让人感受到其中刺人的荆棘。

有一些任凭时间流逝多少年，也必须说清而又不易说清的事情。

国人无不知“七七”

事变为抗战发端。

但卢沟桥并非边关塞外，疆界海防，连万里长城上的一处垛口也不是，它实实在在是在北京西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