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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族制（第4页）

有宗法的组织，则封之者和所封者之间，就可保持着一种联结了。

然则宗法确能把同姓中亲尽情疏的人，联结在一起。

它在九族之中，虽只联结得父姓一族，然在父姓之中，所联结者，却远较九族之制为广。

怕合九族的总数，还不足以敌他。

而且都是同居的人，又有严密的组织。

母系氏族中，不知是否有与此相类的制度。

即使有之，其功用怕亦不如父系氏族的显著。

因为氏族从母系转变到父系，本是和斗争有关系的。

父系氏族而有此广大严密的组织，自然更能发挥其斗争的力量。

我们所知，宗法之制以周代为最完备，周这个氏族，在斗争上是得到胜利的。

宗法的组织，或者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有族制以团结血缘相近的人，又有宗法以团结同出一祖的人，人类因血族而来的团结，可谓臻于极盛了。

然而当其极盛之时，即其将衰之候。

这是什么原因呢？社会组织的变化，经济实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当进化尚浅之时，人类的互助，基于有合作而无分工。

其后虽有分工，亦不甚繁复。

大家所做的事，既然大致相同，又何必把过多的人联结在一起？所以人类联结的广大，是随着分工的精密而进展的。

分工既密之后，自能将毫不相干的人，联结在一起。

此等互相倚赖的人，虽然彼此未必相知，然总必直接间接，互相接触。

接触既繁，前此因不相了解而互相猜忌的感情，就因之消除了。

所以商业的兴起，实能消除异部族间敌对的感情。

分工使个性显著。

有特殊才能的人，容易发挥其所长，获得致富的机会。

氏族中有私财的人逐渐多，买卖婚即于此时成立。

于是父权家庭成立了。

孟子说：当时农夫之家，是五口和八口。

说者以为一夫上父母下妻子；农民有弟，则为余夫，要另行授田（《梁惠王》及《滕文公上篇》），可见其家庭已和现在普通的家庭一样了。

士大夫之家，《仪礼·丧服传》说大功同财，似乎比农民的家庭要大些。

然又说当时兄弟之间的情形道：“有东宫，有西宫，有南宫，有北宫，异居而同财。

有余则归之宗，不足则资之宗。”

则业已各住一所屋子，各有各的财产，不过几房之中，还保有一笔公款而已。

其联结实在是很薄弱的，和农夫的家庭，也相去无几了。

在当时，只有有广大封土的人，其家庭要大些。

这因为（一）他的原始，是以一氏族征服异氏族，而食其租税以自养的，所以宜于聚族而居，常作战斗的戒备。

只要看《礼记》的《文王世子》，就知道古代所谓公族者，是怎样一个组织了。

后来时异势殊，这种组织，实已无存在的必要。

然既已习为故常，就难于猝然改革。

这是一切制度都有这惰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