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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遍，演角色演到忘我。

比如在拍摄《故都春梦》里，她躺在雪地上拍摄冻僵的场景，导演要求她躺一下就行了，她却说，不可以，一定要继续躺到人有点冻僵的感觉，拍出来才真实。

在拍电影《城市之夜》中有一场风雨之夜的戏，她被淋水，表示一定要淋透。

在《新女性》里，有一场戏是她扮演的剧中角色不愿受侮辱，慌乱中从楼梯上一直滚到底层。

演这场戏导演是要用替身的，她不肯，而且固执地要求要狠狠地撞她。

她说：“我越跌得痛，说明坏人越狠。

我越跌得重，我的心越恨。”

像这样的一种进入角色的方式，我以为，阮玲玉是以精神直觉进行创作的表演艺术家，在依靠了生命的直觉来直接抵达角色的深处。

她用全部的生命力量进行创作，又在表演中体会了自己生活的不安和内心的脆弱，这样的创作方式造成了她的人生与电影人物的相互渲染。

电影角色更强化了她的人生本色。

有人做过统计，九年的银幕生涯，阮玲玉拍摄了29部电影，塑造了各个阶层的妇女形象。

同样由于本色的缘故，她擅长演绎的是悲剧角色：“她在银幕上曾自杀四次，入狱两次，其余便是受伤、癫疯、被杀和病死等等。

虽然影片大都注重传奇性的结构，而且只限于揭露社会黑幕，未能指引光明的出路，但是，无论她饰演哪一种角色都是充满着斗争，无论怎么受困也保持纯洁的灵魂，凭她的精湛而惟肖惟妙的演技，简直使剧中人跃然地感动观众。”

（见1948年2月号《电影论坛》署名石郎的文章）自杀、入狱、被逼发疯、病死街头……阮玲玉演绎这些人物角色，凄苦的眼神，茫然的内心，让看的人身临其境。

她因此成为明星，也因此虚无。

仿佛一朵绚丽的烟花，她盛放在人们的头顶，包括在她自己的头顶。

那是一块僻静而又美丽的地域，她身不由己地到了那个地方，同时也从此倘佯于自己的和社会的期望值之中。

这种期望值的指向是她和社会的合谋，如同高高的竹篱笆把她和世界群体隔开了；　一方面她要稳住自己，并且坚持；另一方面；她又感到一种“生命被赋予却无法完成”

的宿命。

孤独便像蜿蜒的小径看不到尽头。

阮玲玉虽然在人前骄傲矜持，姿态优美有度，却始终是一个弱势的人。

弱势，并不是因为她的性别或是她的生计，而是她的心理生存能力的缺失。

在阮玲玉的内心深处，对未来的生存恐惧就始终是她的私痛。

这情形有点像一厢情愿的个人单边主义，也如同彩虹。

阮玲玉不懂或者想到了却还没有给自己预备起调整能力，她的生存经验只能依赖自己的本色。

或许她从心理定位上退回到普通人的不慕虚荣，情形会好一些。

偏偏她并不具备这份自信的内心。

她的出生经历使得她一直是自卑的，她甚至连客观认知自己的勇气都没有，所以她很慕虚荣，很计较在意别人的评价。

这份在意对于阮玲玉，无非也就是给了自己一些虚假的、让自己自信起来的信息而已，是一种自我虚假繁荣——给人看的要强。

却不能真的让自己在客观独对时有能力自信和坚定。

自信其实是一种综合积累，并不是人人都有此资格。

或者简洁一些狭隘一些，哪怕只是就事论事也好些。

可是，她又不愿放逐自己或者不懂得凡事看轻则轻的生存调整，所以，在阮玲玉的内心深处，对未来的生存恐惧，始终是她的私痛。

有一天，私痛那狭窄的边缘突然沉陷，身侧甚至没有一个可见的伴行者；她只能是连一根稻草都没有了，于是吞服两瓶安眠药，深深地、深深地睡眠。

生命也渐渐地由轻而重地沉入幻觉的虚空。

这是阮玲玉的自我困境。

在这个困境里，才华和美丽是她身上直观而又神秘的特质。

从远处看，绚丽夺目，缤纷斑斓，使得社会在凸显着她的同时也影响着她精神的歧义：社会的偏爱容易让她专注于自我、幽闭或虚荣等等，从而无法把对人生的思虑与眷顾注入到自己的个体生命之中，去洞见生存的意义和尺度。

我想，阮玲玉的本意或许并没有想过用付出生命的方式，穿越纷繁的世相，去思考存在，思索女性的生存出路。

但由于她的影响力，事实上她是在自身面临着生存的无法解脱时，用放弃生命这种极端的方式烛照生存的虚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