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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章（第2页）

，要“用公平的外交来代替武力，用公平的方法获得公平的结果”

。

在蒲安臣的主导之下，美、英、法、俄四个强国，在中国都奉行了“协商合作政策”

。

他在写给华盛顿的报告中说道：“在我与中国当局的谈话中，没有一次不对他们提出这个不割让主义。”

蒲安臣希望中国改革自强，并将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的法学名著《万国公法》，作为礼物送给了恭亲王。

恭亲王大喜，以官方名义正式出版，并迅速将之运用于国际交往中的实践，成功地处置了多起国际争端。”

1866年8月18日，舍门将军号事件中蒲安臣一方面要求美国亚洲舰队司令派军舰进行调查，另一方面急电华盛顿要求阻止军方可能的武装报复，给中国了留足了面子。

这个在面对国内的黑奴制度和国外的民族压迫都十分好斗的牛仔议员，在中国成了最受欢迎的弥勒佛。

无论其动机如何，在大清国最为痛苦和孤独的时候，他令看惯了列强脸色的恭亲王和大清政府感觉到了格外的温暖。

他令中国看到了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美国。

美国迅速成为了中国最为信赖的洋兄弟，并对中国的国际战略调整起到了关键的影响。

恭亲王评价“其人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

，曾国藩也评价说：“米夷质性淳厚，于中国时思效顺”

，薛福成则认为：“方今有约之国，以英法俄美德五国为强，美国自为一洲，风气浑朴，与中国最无嫌隙”

。

从此内忧外患的中国在此后所经历的历次外交风波、乃至甲午战争中，美国都成为了中国首选的调停人。

大清国政府几乎迷失在了的浓雾之中，而蒲安臣的“合作”

，则令恭亲王等人找到了在当时国情之下最能维护中国利益的定位，此刻一场史称“洋务运动”

的改革开放因此开始大踏步的推进了。

时隔六年，蒲安臣在中国的任期已满，即将回国。

恭亲王代表中国政府，正式邀请他“充办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

，代表大清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列强进行“战略对话”

，这一外交史上的创举，令世界啧啧惊叹。

大清特使蒲安臣出访的第一站，就是他的祖国美国。

他以一种特殊的身份与美国总统约翰逊以及国务卿西华德举行了多次的“战略对话”

。

最终代表中国与美国签订了被梁启超称之为“最自由最平等之条约”

的《天津条约续增条约》，史称“蒲安臣条约”

。

中美关系“行情”

的上下波动，在蒲安臣这里达到了顶点。

维持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一次被写入了条约。

条约主要内容是：保持中国的完整；中国控制自己的内地贸易；中国在美国各商埠设立领事馆；相互之间不得进行宗教迫害；并鼓励中国劳工向美国移民；相互居住和履行的权力；相互准许对方学生入学；不干预中国的内部发展。

这一条约，奠定了今后近一个世纪的中美关系基调，成为了中美各自国际战略的重要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