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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被动机迷惑的理智（第9页）

公开顾问得到报酬的规定后，测评员就会想到顾问的建议是有偏差的，进而会适当地、有条件地听取他们给出的提示。

这样当然对测评员有利，但有关报酬的规定公开之后，顾问会受到什么影响呢？信息公开会排除顾问提示中的偏差吗？公开顾问的提示偏差会扩大欺骗的程度吗？现在，当顾问夸大其提示值时会感到心安吗？最重要的是，在对顾问的影响和对测评员的影响中，哪种影响更大？测评员有条件地听取顾问的提示时，对顾问的提示所打的折扣与顾问实际夸大程度相比，更大还是更小呢？

想知道结果吗？在利益冲突和信息公开的条件下，顾问给出的提示值在原基础上又增加了4美元（即从20.16美元增加到24.16美元）。

测评员的反应怎么样呢？你可能已经猜到了。

他们在听取顾问的提示值时，的确打了折扣，但与之前相比，仅减少2美元。

换句话说，尽管测评员在形成自己的测评值时，确实考虑了顾问会夸大提示值的信息，但他们对提示值打的折扣还不够。

和我们一样，测评员对顾问利益冲突的强度也没有充分的认识。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信息公开可能会产生更强的偏差。

因为公开，测评员得到的钱减少了，而顾问得到的钱则更多。

现在，我不确定信息公开一定会使事情对客户不利；但很明显，公开和“阳光政策”

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

如何降低利益冲突？

既然我们对利益冲突有了些许了解，就应该清楚利益冲突到底会产生哪些严重问题。

利益冲突无处不在，但我们却无法充分了解它们对我们的影响。

那现在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有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尝试着排除利益冲突。

当然，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在医学界，这就意味着医生不能用自己的仪器给病人治疗或做测试，我们只得让某个独立的，和医生或设备公司没有利益关联的单位来做治疗或测试；还要禁止医生为药品公司当顾问或投资医药类股票。

而且，如果不想与医生有利益冲突，我们需要确保他们的收入不依赖医疗过程中包含的诊断数量、类型或推荐的药物。

同样的，如果想排除与财务顾问的利益冲突，我们就不应该允许他们有与客户利益相冲突的动机，即没有服务费，没有回扣，与赢利与否也没有关联。

尽管降低利益冲突的重要性很明显，但做起来却不容易。

拿承包人、律师和汽车维修工为例，这些专业人士获取报酬的方式使他们卷入了可怕的利益冲突，因为他们都是通过向没有专业知识和技术的客户提供建议而得到好处。

但等一下，想一想有没有一种弥补方法是不涉及利益冲突的。

如果你努力想出这样一种方法，你很可能会意识到这个弥补方法（如果有可能实现）非常难实现。

还需要意识到尽管利益冲突会引发问题，但冲突的发生有时也是有原因的。

拿医生（和牙医）使用其拥有的设备给病人治疗的例子来说，尽管从利益冲突的角度来看，这存在一定的风险，但也有内在的好处：专业人士往往买的是他们认为有用的设备，他们成为专业人士也是因为使用了这些设备，使用这些设备对病人来说很有帮助，医生甚至会为了改善设备或弄清设备的使用方法而进行研究。

但关键在于要想出这样的弥补措施并不容易，这些措施本质上不包括利益冲突，但有时却会依赖利益冲突。

即使我们能排除所有的利益冲突，但灵活性会降低，官僚作风和监管制度也会随之加强，这样的代价未免太高，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应该提倡过于严厉的规则和约束条件（例如医生不能和医药代表交谈或使用自己的设备）。

同时，我不认为清楚自己是如何被自己的财务顾问蒙蔽的有多重要。

我们应该认识到，包含利益冲突的情况存在很多不利之处，并在成本可能会高于利益时，设法降低这种冲突。

你可能预料到了，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应该排除利益冲突。

例如，通过副业赚取报酬的财务顾问；担任某公司咨询顾问的审计员；当客户赢利时获得一笔可观的分红，而在客户输得一干二净时自己却什么也不损失的金融专业人士；靠给公司评级获取利益的评级机构；接受企业和说客的资金和支持，以换取他们选票的政客，在这些例子中，我们必须尽可能地排除利益冲突，最好的办法就是制定规范。

你可能会怀疑这方面的规范是否能实现。

如果美国政府或专业组织没有具体制定出规范来，我们作为消费者应该意识到因利益冲突而产生的风险，并尽最大努力找到更小利益冲突的服务提供者（也有可能找不到）。

钱能使服务提供者降低利益冲突，达到我们的要求。

最后，当我们在做重大决策，且听到的建议有偏差时（如医生建议我们在脸上刺青），我们应该花点时间和精力去问问另一个与这个决策没有利益关系的人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