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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我们是如何感染上不诚实的病毒的（第4页）

如果告诉你如此大胆地作弊的人是我们请来当“演员”

的学生戴维，你是否会感觉好点了呢？我们想看看：看到了戴维这种恶性欺骗行为，能否让参与者效仿他的做法，染上“不道德的病毒”

，进而更多地作弊呢？

以下是我们的观察结果。

在“麦道夫”

条件下，参与者声称他们解决了20道矩阵题中的15道，比控制条件下的参与者多出8道，比粉碎条件下的参与者多出3道。

总之，在“麦道夫”

条件下的参与者拿走的报酬，几乎是他们应得的2倍。

表9–1是一个简要的总结表：

表9–1控制、粉碎及“麦道夫”

条件下的作弊情况

这些结果尽管有趣，但仍然不能解释为什么在“麦道夫”

条件下，参与者作弊的程度更严重。

如果是因为戴维的行为，参与者可能会在心里快速地盘算，“如果他能作弊且不受惩罚，那我也能这样做，也不用害怕被抓到”

。

如果真是这样，戴维的行为（戴维在实验中明确表明，参与者是可以作弊且不用受惩罚的）就影响了参与者的成本—收益分析。

（这是我们在第1章中描述的理性犯罪简单模式的观点。

）

另一种不同的可能性是戴维的行为给房间中其他参与者提供了一个假象，即这种行为在社会中是可接受的，或者至少是可能的。

在生活中的多个方面，我们总是从别人身上学到什么行为是合适的，什么行为是不合适的。

不诚实的行为可能源自社会准则对可接受行为的定义不明确，而其他人的行为（在这个例子中，指的是戴维的行为）能影响我们对于对错的判断。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在“麦道夫”

条件下观察到参与者的欺骗程度有所加深，可能并非由于理性的成本—收益分析，而是因为对在道德范围内什么是可以接受的行为，有了新的认识和观点。

为了检测这两种可能性中哪种能更好地解释为什么“麦道夫”

条件下欺骗现象有所增多，我们设计了另一个略有不同的实验。

在这个实验中，我们想看看在排除掉被惩罚的可能性，且没有人故意做出欺骗行为给别人看时，是否会使其他参与者的欺骗程度更高？这次我们又请来了戴维，但他的任务是在实验人员讲述要求时大声提问：“不好意思，这些要求是不是意味着只要我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就能把钱都拿走，是这样吧？”

几秒后，实验人员回答道：“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

显然，我们可以将其称为问题条件。

听到这里时，参与者很快就会明白他能在实验中作弊且不受惩罚。

如果你是参与者，这样的认知会使你作弊的程度更高吗？你会快速地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拿走不应得的钱吗？毕竟，你听到了实验人员说“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

。

现在，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个实验如何能帮助我们理解“麦道夫”

条件的实验。

在“麦道夫”

条件下，参与者能亲眼看到欺骗行为，这种行为表达了两种信息：从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来看，看见戴维拿着所有的钱走出房间，这一行为就是在向其他参与者表明：在这个实验中，欺骗不会有不好的结果。

同时，戴维的行为还给了参与者一个社会准则提示：与自己差不多的参与者似乎都在实验中作弊。

因为“麦道夫”

条件同时包含了这两种因素（也就是上面的成本—收益分析和社会准则提示），我们无法看出欺骗程度的加大是因为参与者重新进行了成本—收益分析，还是因为社会准则提示，或是两者都对欺骗程度产生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