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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我们是如何感染上不诚实的病毒的（第5页）

这也是我们设计问题条件的原因。

在这个条件下，只存在第一个因素（成本—收益分析）。

当戴维打断实验人员的话并提问时，实验人员的回答确保了参与者不仅有机会作弊，而且作弊后还没有不良后果，这使他们清楚地明白，在这个条件设定下作弊是万无一失的。

更重要的是，即使没有同小组中参与者作弊的活生生例子和社会准则提示，问题条件还是改变了参与者对后果的认识。

如果问题条件下欺骗的程度和“麦道夫”

条件下欺骗的程度相同，我们就能得出结论：引起两种条件下欺骗程度提高的原因很可能是参与者知道欺骗是不会受到惩罚的。

另外，如果问题条件下欺骗的程度比“麦道夫”

条件下欺骗的程度更低，我们就能得出结论：“麦道夫”

条件下欺骗程度的增高是因为有社会准则的提示，即与作弊者社会背景相同的人会认为在这个情境下作弊是可以接受的。

你觉得结果会是如何呢？在问题条件下，参与者声称他们解决了10个矩阵问题，大约是控制条件下的3倍（这说明参与者的确作弊了）；比粉碎机条件下少2个；比“麦道夫”

条件下少5个。

在听到实验人员告诉戴维，他能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时，欺骗行为的程度竟然降低了。

如果参与者只是做了理性的成本—收益分析，结果不会是这样的。

此外，这种结果表明，当意识到会有不道德行为出现时，我们会唤醒自身的道德感（这与第2章中提到的《十诫》实验和诚信实验相似），因此，也会变得更诚实。

从个体的不诚实到群体的不诚实

尽管这些结果显示出了清楚的迹象，但我们仍想得到关于“欺骗可能在社会中具有传染性”

这一说法的更直接的支持证据。

我们决定在时尚界寻找这一证据。

我们下一个实验的设计和“麦道夫”

条件一样：我们的“演员”

会在实验开始后等几秒钟，然后说出自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这些情节和“麦道夫”

实验相同。

但这次还有一点不同，且是时尚方面的不同：这位“演员”

穿着匹兹堡大学的运动衫。

让我解释一下，匹兹堡有两所世界级的大学：匹兹堡大学和卡内基·梅隆大学。

就像其他地理位置接近的高等教育机构，这两所大学总是处于竞争状态。

这种对抗精神正是我们进一步测试欺骗有社会传染性的假设所需要的。

实验都是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进行的，且所有的参与者都是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学生。

在基本的“麦道夫”

条件下，戴维穿了一件简单的运动衫和一条牛仔裤，看上去和其他参与者一样，都是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学生。

但在这次我们称为“外人麦道夫”

的条件下，戴维穿了一件蓝色和金黄色相间的匹兹堡大学的运动衫。

这么做就是在告诉其他参与者，戴维不是这所大学的学生，他是匹兹堡大学的学生，不是卡内基·梅隆大学社会群体中的成员；戴维实际上属于竞争对手社会群体中的成员。

这种条件背后的逻辑和问题条件的逻辑相似。

我们认为，如果“麦道夫”

条件下的欺骗程度有所增长是因为人们意识到如果戴维能作弊且不受惩罚，那其他人也能；或者说明戴维穿上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校服或匹兹堡大学的校服都无所谓。

毕竟，大胆地欺骗且不受惩罚与戴维所穿的服装无关。

此外，如果“麦道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