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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非理性行为清单（第2页）

对我来说，这次会议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有两位心理学家出席，他们是巴鲁赫·菲施霍夫（BaruchFischhoff）和保罗·斯洛维奇（PaulSlovic），都在决策研究方面有所建树。

见到他们，我仿佛发现了新物种，因为我尚未在学术圈见过拥有像他们这样背景的人。

会议结束后，我开车送巴鲁赫去机场。

路上，巴鲁赫告诉我，他在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拿到了心理学博士学位。

他导师的名字我在此之前从未听说过：阿莫斯·特沃斯基和丹尼尔·卡尼曼。

巴鲁赫和我讲起他的论文，是有关“后见之明的偏见”

（hindsightbias）的，现在这篇论文在学术界的知名度很高。

该论文的结论是，事情发生过后我们会认为自己早就知道结果会是这样。

当竞选前几乎无人知晓的非裔美籍议员巴拉克·奥巴马打败众人都看好的希拉里·克林顿，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后，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早就知道结果会是这样。

但是，其实他们原本并不知道。

我觉得“后见之明的偏见”

这个概念很有意思，对管理领域来说绝对非常重要。

公司首席执行官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就是，在项目有风险但预期收益足够高时，如何让手下的管理者相信他们应该做这些项目。

管理者会担心，如果项目进展十分不顺利，不管当时的决定是好是坏，主持项目的那个经理都将受到批评，他们的担心是有充分理由的。

后见之明的偏见极大地加剧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因为首席执行官会误以为不管项目失败的原因何在，都应该能提前预测到。

另外，因为后见之明的偏见的存在，首席执行官认为自己早就知道这个项目风险很高。

事实上，我们总会看到别人的偏见，却无视自己的偏见，这会导致后见之明的偏见害处更大。

巴鲁赫认为，我可能会喜欢阅读他导师的著作。

第二天，我刚回到罗切斯特大学的办公室，就起身去了图书馆。

此前我一直关注的都是图书馆中经济学区域的书，那天我却觉得自己身处图书馆里一个全新的地方。

我最开始读的是巴鲁赫的两位导师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总结性论文——“不确定性下的判断：启发法和偏见”

（JudgmentUnderUncertainty:HeuristicsandBiases）。

当时，我还不清楚“启发法”

具体是什么意思，之后才明白它原来是经验法则的一种华丽表达。

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内心激动不已，仿佛观看一场比赛的最后几分钟一样。

从头至尾读完那篇文章，我用了30分钟，但正是这30分钟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

文章的论题十分简洁，即人类的时间和脑力是有限的，所以人们会使用简单的经验法则（启发法）做出判断。

以“可得性”

为例，假如我问你“德鲁弗”

（Dhruv）是不是一个常见的名字，如果你来自印度以外的其他国家，你很可能会说不是，但德鲁弗这个名字在印度却很常见。

鉴于印度人口众多，所以以全球人口的角度来看，这个名字其实属于常见名。

在思考某件事发生的频率时，我们往往会问自己，我们能够想起多少类似的事。

这是一条很好的经验法则，在我们所在的社区，我们能回想起的叫某个名字的人的数量，是推断这个名字实际出现频率的一条很好的线索。

但是，如果某件事的发生次数与你能想到的实例（比如德鲁弗这个名字）的相关性不强，经验法则就会失效。

这篇文章的主要论点是人们使用这样的经验法则时会犯下“可预测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