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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理性主义者与行为主义者的辩论（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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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经济学系列（套装共9册）（.shg.tw）”

！

第五部分埋首于经济学研究的日子：1986—1994年

温哥华之旅结束后，我回到康奈尔大学，全身心地投入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在这一充满风险的领域浸淫了8年。

也许是因为我的努力，最终我取得了康奈尔大学的终身教职，还有几篇论文即将发表在顶级期刊上。

有人可能会质疑，凭借这种研究竟然也能拿到终身教职。

这种研究曾被视为徒劳无功的努力，但我始终认为其中充满了乐趣，并且它维持了我们全家的生计。

可是，最大的问题在于，除了实验经济学家的鼓励，特沃斯基、卡尼曼和我几乎只与彼此讨论问题。

这种情况即将发生变化。

第17章理性主义者与行为主义者的辩论

我从温哥华回到康奈尔大学后不久，行为经济学便迎来了第一次重要的“听证会”

。

1985年10月，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两位教授——心理学家罗宾·霍格思（RobinHogarth）和经济学家梅尔·雷德（MelReder）——组织了一次会议。

芝加哥大学有很多强烈支持传统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人。

理性主义者和行为主义者都将参会，讨论是否应该严肃对待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

如果有人想赌谁会赢得这场辩论，那么主场辩论队应该有较大的胜算。

行为经济学团队由赫伯特·西蒙、特沃斯基和卡尼曼带领，并且有经济理论家肯尼斯·阿罗的支持。

与保罗·萨缪尔森一样，虽然阿罗只获得了一次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其实他多得几次也是理所应当的。

行为经济学团队的中青年成员包括鲍勃·席勒（BobShiller）、理查德·泽克豪泽和我，我们要代表团队发言。

理性主义者的团队则十分强大，由芝加哥大学的学者罗伯特·卢卡斯（RobertLucas）和默顿·米勒（MertonMiller）担任领队。

尤金·法玛（EugeneFama）和我的硕士论文指导老师舍温·罗森担任主持人，但显然他们也站在理性主义者团队一边。

会议为期两天，在大礼堂中举行，可以说是座无虚席。

回想起来，这次会议极不寻常，我想我之后再也没有参加过类似的会议。

特沃斯基介绍了他和卡尼曼专门为此次会议撰写的一篇文章，他们的研究结果违反了几条经济学原理，这让经济学家尤为不快。

其中一个就是现已家喻户晓的亚洲疾病研究：

实验人员告诉两组实验对象，有600个人感染了某种亚洲疾病，必须要在两种策略中做出选择。

第一组实验对象的两个选项是：

策略A将挽救200人。

策略B有13的概率挽救所有人，有23的概率会导致600名患者全部死亡。

大多数实验对象都选择了较为安全的策略A。

在另外一个版本中，实验对象的两个选项是：

如果选择策略C，有400人将会死亡。

策略D有13的概率让所有人都存活下来，有23的概率会导致所有人全部死亡。

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实验对象都选择了有风险的策略D。

乍一看，这些选项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计算一下就会发现，策略A与策略C实际上是一样的，策略B和策略D也是一样的，所以实验对象偏向A而非B，同时偏向D而非C，这是不合逻辑的，但他们确实是这样选择的。

当用类似的问题问一组医师时，结果也是这样。

这些实验结果显然让理性主义者团队很抓狂，因为理性经济人是绝对不会有这么不合逻辑的行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