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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理性主义者与行为主义者的辩论（第2页）

随后，卡尼曼介绍了一些有关公平的研究，其中包括最后通牒博弈和独裁者博弈实验。

这些发现已经不再受欢迎了，经济学家认为，公平是一个愚蠢的概念，只有不能为所欲为的小孩子才会拿公平说事儿。

怀疑论者根本不屑于讨论我们的调查数据。

最后通牒博弈实验更令人困扰，因为在实验中使用的是真实的货币。

不过，钱的数额不多，所以那些司空见惯的批评还是会出现。

其中让我思考最多并且经常回顾的莫过于肯尼斯·阿罗的演讲了。

阿罗的思维运转像光速一样快，他的演讲就像声部很多的赋格曲一样，一个题外话连着另一个题外话，有时还口头做些注解，介绍之前几个世纪鲜为人知的一些学者，然后又跳跃至其他话题。

阿罗可能一带而过地说了某句话，但却有深刻的含义，当你还在努力消化这句话时，他已经跳回主要的论题了，让你怎么赶都赶不上。

不过，这次他的演讲可以简单地总结为：理性（即所谓的利益最大化）既不是经济学理论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

阿罗一开场先批评了“理性为必要条件”

的观点：“我首先要否定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虽然在很多论文中并没有被阐述清楚，但却隐藏其中，即从原则上说，经济学理论必须建立在‘经济人是理性的’基础上，否则就没有理论可言。”

阿罗指出，有很多严谨规范的理论都是以人类行为为基础的，而对于这些行为，经济学家并不愿意承认它们是理性的。

例如，标准的消费者理论指出，当价格变化时，消费者将从商品和服务中选择仍可以满足其预算约束的最佳组合，从而形成新的最优化。

不过，阿罗也指出，消费者可以根据习惯轻易地建立一种理论。

当价格变化时，消费者在预算范围内重新选择的商品和服务，将与此前的消费最为接近。

阿罗其实还可以继续延伸，比如，消费者可能还有一些严格的理论，就像“购买产品时尽量选择含有字母K的品牌”

一样奇怪。

换句话说，标准模型不必是理性的，它们甚至不必是合理的。

因此，我们不应该用“别无选择”

这一论据为经济学理论的理性经济人假设进行辩护。

至于只有理性是不是就足够了，或者说，只靠理性这一假设条件是否能够做出重要的预测，对此阿罗指出理性并没有多大用处，他的观点颇具说服力。

要想得到有用的结果，理论学家必须增加辅助性的假设条件，比如假设所有人都符合相同的效用函数，也就是说他们都有一样的品位。

这一假设不仅被证明是错误的，还会立刻导致与事实相矛盾的各种预测。

我们不是经济人，当然更不是一模一样的经济人。

阿罗还发现经济理论家的行为中也存在着不一致性。

经济理论家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找到某个复杂经济难题的最优解决方案，却兴高采烈地假设模型中的经济主体轻易就能够解决同样的问题。

“在科学分析中，行为主体都会被赋予科学的行为，这一点很奇怪。”

阿罗在演讲结束时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显然，我认同赫伯特·西蒙的观点，即认识到理性是有限的这一点很重要。”

不过，我在这次会议上扮演的角色可不仅仅是倾听我崇拜的学界偶像们演讲，我还有一项艰巨的任务，就是对三篇论文进行点评，第一篇论文由赫伯特·西蒙所著，第二篇由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所著，第三篇由席勒尔·艾因霍恩（HillelEinhorn）和会议组织者罗宾·霍格思所著。

我基本上同意这几篇论文作者的观点，所以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讨论会的参与者应该对论文进行评论和阐述，如果我只说“是的，他指出……”

这对我需要扮演的角色毫无意义。

我觉得那些确实存在概念性问题的论文，其讨论时间还未到。

我还要时刻谨记，我在这里只相当于小学生的水平，因为讨论会上有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和西蒙），观众中也有几位，还有六七位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

我怎样才能在这些一流学者面前清楚阐述自己的观点，又不显得自负呢？

最后，我认为对自己而言最好的策略就是来点儿幽默。

虽然这也有一定的风险，但我发现当人们笑的时候，往往会对他人更宽容。

我的讨论主要基于乔治·斯蒂格勒的一篇不太知名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