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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理性主义者与行为主义者的辩论（第5页）

在林特纳的模型中，公司只有在坚信收入涨幅足够大，以至于未来也不会降低股票红利时，才应该增加股票红利。

（如果这篇论文发表的时间晚一些，林特纳就可以用“损失厌恶”

来解释为什么公司不愿意降低股票红利了。

）而林特纳的方法比较过时，他通过采访很多大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得出了这一模型。

米勒是这样评价该模型的：“我认为这是一个行为模型，原因不仅在于它的形式，还在于30年过去了，却一直没有人用它来解决最优化问题。”

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米勒的论文。

理论告诉我们，公司不应该支付股票红利，但实际上它们几乎都在这么做。

他也承认，有一个行为模型最恰当地描述了公司支付股票红利的方式。

这听上去像是一篇赞同而非诋毁行为金融学的论文，但米勒既不打算赞同，也不打算否认。

他写道：“本文的目的是，展示以理性为基础的市场均衡模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股票红利模型——依然很适用。

至少它们不比其他经济学模型差。”

所以，米勒论文的最有力论点是，金融市场中标准的理性模型，即有效市场假说，还没有完全消亡。

米勒不仅承认描述公司如何支付股票红利的最佳模型是一种行为模型，他还乐于承认描述个人投资者行为的最佳模型也是一种行为模型。

米勒表示：“在每一份财产背后，可能都会涉及家族产业、家庭争吵、遗产、离婚协议，以及其他与投资组合选择理论几乎完全无关的因素。

在建立模型时，我们之所以不考虑这些因素，并不是因为它们没有意思，而是因为它们太有趣了，会让我们分心，以至于无法集中精力研究我们关注的市场规律。”

我们稍微解读一下米勒的话：我们应该忽视人们的行为，这不是因为它们没有意思，而是因为它们太有趣了。

至少我搞不清楚米勒到底站在哪一边。

米勒的演讲被安排在会议第二天的下午，主持人是尤金·法玛。

法玛也供职于芝加哥大学，属于理性主义者团队的坚定支持者。

当天下午还有一位演讲者艾伦·克莱顿（AllanKleidon），他和米勒一样没有介绍自己的最新研究，而是将矛头指向罗伯特·席勒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我们将会在本书第24章做详细讨论。

席勒和支持有效市场理论的理查德·罗尔（RichardRoll）、史蒂夫·罗斯（SteveRoss）参与了讨论，而谢弗林和斯塔特曼则只能在观众席中提出质疑。

显然，在这部分讨论中，席勒处于不利地位。

席勒在此扮演的角色很奇怪，他要评论一篇批评他本人观点的论文，却没有机会详细介绍他的原创性研究。

不过，席勒讲话时还是像往常一样有条不紊。

他指出，米勒和克莱顿都提到了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的科学革命。

库恩表示，只有在人们广泛接受大量反常现象时，范式才会发生变化。

克莱顿和米勒的论文相当于宣称，幸亏这样一场革命还没有来临。

席勒对此的回复是：“也许这样一场重大的科技革命即将到来，但这并不代表这场革命会让我们‘为了大众心理而抛弃理性预期假设’。”

席勒进一步解释说：“我认为，从行为分析的角度进一步研究有效市场模型，这种延伸从某种程度上说改进了这些模型。

授课时，如果我可以把有效市场模型解释为极端状况下的特例，再讲授更符合现实的模型，我想课堂内容会变得更加丰富。”

席勒说得很好，事实也确实如此。

在这种会议或是在政治候选人的竞选辩论之后，一般而言双方都会认为自己是赢家。

不过，对于研究行为金融学的人与支持有效市场假说的人来说，他们双方的辩论才刚刚开始，并且自此以后一直持续了30年。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辩论就开始于那天下午的芝加哥大学。

我们会在后文中看到这场辩论将我们带向了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