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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当法律遇上行为经济学（第3页）

虽然我们都已猜到波斯纳对我们的论文会有什么看法，但至于他觉得哪部分内容最不可接受，则是到我们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演讲的前一天才知道。

那天早晨，我们收到了波斯纳寄来的信，里面附有他的评论。

那封信的篇幅不短，批评味儿十足，阅读时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他写信时的情绪。

波斯纳告诉我们，他已经在评论中将自己的想法详细地写清楚了，所以在我们演讲时，他会保持沉默。

波斯纳知道，其他人肯定也迫不及待地要发言。

也许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承诺策略。

在谈论我们的争论之前，有必要介绍一些背景。

当理查德·波斯纳以及同时代的其他学者开始从事法律经济学研究时，有很多法学家并不认同他们的某些研究成果，但因为这些法学家缺乏经济学知识，很难与之争鸣。

当时，受过正规经济学教育的法学教授寥寥无几，而且他们使用的也是以经济人为主体的传统模型。

试图质疑这类论文的法学家，如果与那些将法律与经济人联系起来的法学家争论，那么他们往往会觉得低人一等。

后者会将前者的批评置于一旁，并且居高临下地说：“唉，你真的没弄明白。”

所以，在我们这次研讨会上，有些人会捍卫传统的研究方法，比如波斯纳，但有些处于下风的人也许会（悄悄地）支持我们，希望我们胜过那些居高临下的人。

桑斯坦和克里斯蒂娜都认为应该由我来主讲。

他们认为我有更丰富的辩论经验，或者至少他们的想法是这样的。

他们坐在旁边，我不停地朝他们那边看，却发现他们几乎快躲到桌子下面去了。

开场时，我先提醒大家，标准的法律经济学假设人们都有正确的想法，并能做出理性的选择，但如果事实恰恰与此相反呢？若真如此，法律经济学应该做出何种改变呢？我们在论文中列举了芝加哥警察局采取的一种新政策来阐释。

一直以来，停车罚单一般都被放在汽车的前挡风玻璃上，用雨刷夹住。

新政策是用亮橘色的纸打印罚单，并贴在侧窗上，这样路过的司机能更清楚地看到它。

我们指出，从行为学的角度而言，这种做法很聪明，因为这可能会增加人们头脑中认为自己会被开罚单的概率，几乎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就起到了打击非法停车的效果。

这个例子看起来既不深奥，也没有争议性。

但我们要知道，法律经济学公认的一点是，人们对所有事情都有正确的看法，包括犯罪被抓的概率，人们还会通过计算预期损益来决定是否犯罪，包括非法停车、抢劫银行等。

如果仅仅通过改变罚单的颜色和位置，而无须改变实际被开罚单的概率，就可以改变人们对被开罚单概率的看法，那么这可能也适用于预防更严重的犯罪。

这种观点绝对属于异端。

波斯纳法官安静地坐了大约5分钟，之后就再也按捺不住了。

他突然问道，为什么要忽略进化论呢？在最后通牒博弈实验中，当响应者分得的资源较少时会拒绝接受；人们会忽略沉没成本；论文中讨论的这些奇怪行为难道进化生物学没有做出任何解释吗？进化论难道不能解释这些以及其他所有“认知怪癖”

吗（波斯纳坚持使用这一暗含贬义的词汇）？他的想法是，如果人类已经进化到能够注意到沉没成本，或是在最后通牒博弈实验中拒绝不公平的分配方案，那么这些行为从某种程度上讲一定是对我们有益的，也是理性的。

问题解决了。

我向波斯纳保证，我绝不是造物论者，也认同进化论的科学性。

我还表示，我们所讨论的很多人类行为都有进化方面的原因，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认同进化论并不意味着需要在经济分析中突出进化论的重要性。

我们知道人们厌恶损失，但不需要知道这是否可以用进化论来解释。

（特沃斯基曾开过一个玩笑，世界上存在过不受禀赋效应影响的物种，但它们已经灭绝了。

）除非我们更改模型，指出人们会注意沉没成本，否则该模型将做出糟糕的预测。

这时，波斯纳彻底被激怒了。

他绝望地喊道：“你讲的东西太不科学了。”

在此之前，我已决意保持冷静，所以我对他的突然爆发只是报以一笑，说了一句“好的，那么……”

便继续我的话题了。

后面还有更具争议性的内容，我坚决不能让这次会议变成一场看谁嗓门大的比赛，尤其是在一位联邦法官面前！

最大的争论围绕科斯定理展开。

该定理以其开创者罗纳德·科斯（RonaldCoase）的名字命名，他曾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工作过很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