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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当法律遇上行为经济学（第6页）

我们家后院有一棵柳树，秋末时它开始落叶，直到第一场雪来临，这让清扫落叶的工作变得尤为艰巨。

这棵柳树十分靠近我家和邻居家的分界线，所以我的邻居十分讨厌这棵树，他要求我把树移走。

我对这棵树的感情十分复杂。

它外观很美，夏天时还能供我们乘凉，这两点差不多可以抵消它落叶的缺点。

但是，为了邻里和睦，我还是询问了移树的价钱，发现竟然需要1000美元，这相当于我那时一个月的薪水了。

我不愿意花这么多钱去移走一棵树。

不过，我深谙科斯定理，实际上，我正在教一门以科斯定理为核心理论的课程。

于是，我去和邻居说，我并不讨厌这棵树，如果他不喜欢，可以花钱把它移走。

他认为这是他听过的最无礼的提议，所以当着我的面狠狠地关上了门，从此再也没有提起移树的事。

当人们面对不公平的对待时，他们会十分生气，甚至不惜牺牲个人利益去惩罚对方，这是我们从最后通牒博弈实验中学到的基本知识。

正如柳树的这个例子所示，在运用科斯定理的情况下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

官司打完之后，原告和被告一般都会厌恶对方，败诉的一方尤其如此。

按照科斯定理，如果败诉一方更看重自己刚刚失去的产权，他必须愿意出价给对方以尝试拿回产权。

但是，当人们生气时，最不愿意做的事就是与对方说话。

法学教授沃德·法恩斯沃思（WardFarnsworth）曾采访了20多个办理民事案件的律师，他们的当事人要求法令救济，而法官同意或驳回了其要求。

法恩斯沃思记录了当事人的“不情愿”

，没有一个案件的诉讼双方在法庭判决后还会尝试沟通。

除了科斯定理，我们的论文还有一部分内容会让法律经济学的教授们怒发冲冠，那就是温和专制主义，我们把这个话题放在了论文的最后。

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自由主义信念的一个核心主张就是“消费者主权”

（consumersovereignty）：人们会做出合适的选择，这肯定比由他人代劳更好。

当我们提出有限的理性和有限的自我控制能力这两个令人恐惧的观点时，就是在削弱这一主张。

如果人们犯了错误，可以想象至少从理论上讲，有人可以帮助他们做出更好的选择。

我们知道这样说很危险，会激怒芝加哥大学的法律经济学人士，所以我们用了桑斯坦创造的“反–反温和专制主义”

这个词语，从而以尽可能温和的方式来探讨这一话题。

双重否定表明我们还没有准备好直接支持温和专制主义，但我们确实发现，我们的研究显然削弱了“不可能帮助任何人做出更好决策”

这一膝跳反射似的断言。

我们用了两页纸的篇幅探讨这个问题，随后又用更长的篇幅剖析了“行为官僚主义者”

。

这是我和桑斯坦这么久以来第一次提出，如果政府官员是那个试图提供帮助的人，我们必须认识到他也是一个普通人，也会有偏见。

当然，我们后来也提过很多次，但令人沮丧的是，不管我们提多少次，总有人指责我们忽略了这一点。

研讨会结束后，我们回到了教师俱乐部。

克里斯蒂娜点了一杯葡萄酒，我要了双份苏格兰威士忌，桑斯坦要了三杯健怡可乐——他最喜欢的灵丹妙药。

我们在研讨会上没有改变任何关键人物的想法，但我们坚持下来了。

更值得庆祝的是，我们很肯定这篇论文将会引起轩然大波。

很难说我们的论文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不过这篇论文常常被引用，但我们还不确定在我们的助推下，是不是有人已开始投身于行为法律经济学的研究。

现在，我可以说有很多行为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正在进行中，埃亚勒·扎米尔（EyalZamir）和多伦·泰希曼（DoronTeichman）已经编辑完一本长达800页的《牛津行为法律经济学手册》（OxfordHandbookofBehavioralEconomicsandtheLaw）。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法学教授拉塞尔·科罗布金（RussellKorobkin）为该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他已经准备好宣布胜利：“将对法律规则和制度的经济学分析从严格的理性选择假设中分离出来，这场仗我们已经打赢了。”

我始终是一个担心自己过度自信的人，我尚未准备好宣称“任务完成”

，但我确信我们绝对可以说“任务已经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