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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第5页）

从最基本的层面上讲，这意味着要尝试新鲜事物，并记录结果。

从较高的层面上来讲，就是要做实验。

如果你所在的机构没有人知道该如何正确地开展实验，那么你们可以聘请一位当地的行为科学家，他们的收费可比律师或顾问少多了。

直言不讳。

如果有人愿意告诉老板有些事情不大对头，很多组织中的错误可以轻松避免。

阿图尔·加万德（AtulGawande）是一位致力于减少人类错误的斗士。

他在《清单宣言》（TheChecklistManifesto）一书中记录了一个生动的例子，这个例子来自商业航空这一高风险领域。

1977年，因为荷兰皇家航空公司一架航班上的第二副驾驶过于胆小，不敢质疑机长（即他的“老板”

），从而导致跑道撞机事件，500多人因此丧生。

加万德恰当地将这次事件的原因定性为组织失效：“（航空公司）没有为这一时刻做好准备，他们没有采取措施使自己成为一个团队。

因此，第二副驾驶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有权力甚至有责任阻止机长的错误行为。”

还有一个例子是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故事。

乔恩·克拉考尔（JonKrakauer）在《进入空气稀薄地带》（IntoThinAir）一书中生动地记述了这一事件。

罗布·霍尔（RobHall）和斯科特·费希尔（ScottFisher）分别是两大探险公司的探险队队长，他们带领登山队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适应环境，并缓慢到达高处的营地。

在此期间，两位队长反复向队员强调，如果他们没有在预定的时间，即下午1点钟到达峰顶，就一定要掉头返回。

但是，这两位队长却违反了自己定下的规则，葬身珠峰。

可悲的是，队员中竟然没有一个人提醒队长这条规则。

这两个案例说明，有时即使你面对的人是老板，也要大胆地说出有一场灾难可能会发生。

在行为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很多次都要向经济学领域的重要人物提出，理性模型是不符合事实的。

我不能建议所有人都从事像我这样的风险很高的职业，我是个特例，我很幸运在最恰当的时间点碰到了卡尼曼和特沃斯基。

另外，我的研究生论文导师曾坦率地指出，我成为经济学家的前景并不那么明朗。

“当时我们对他没有寄予厚望”

这句话就说明了一切。

当你的机会成本很低时，承担风险并且直言不讳是值得的。

当你所追寻的道路和我所从事的事业一样有趣时，你就更应如此。

如果人们会因为直言不讳或其他事情而遭到解雇，我们就不能指望所有人都愿意承担这些风险。

真正的领导者必须创造一种环境，让员工觉得只要根据证据做出决策，不管结果如何都会受到奖励。

理想的环境会鼓励所有人细心观察、收集数据并且直言不讳。

能够创造出这种环境的老板只会面临一种风险：可能会伤害他们自己的自尊心，但与层出不穷的好点子和降低灾难发生的概率相比，这只是很小的代价。

虽然我在本书中有时会对经济学家提出批评，但我对经济学的未来还是十分乐观的。

近些年来，很多并不认为自己是“行为经济学家”

的经济学家都写出了最好的行为经济学论文，我觉得这一点尤其令人振奋。

这些经济学家不管结果如何，只是认真地在做实证研究。

前文中我提到了两篇类似的论文：贾斯廷·黑斯廷斯和杰西·夏皮罗研究汽油心理账户的论文，还有拉伊·切蒂及其团队分析丹麦退休金数据的论文。

切蒂的团队发现，减税政策对人们的退休金储蓄行为几乎没有任何影响，而99%的新增储蓄额来源于退休金计划的选项设计，比如默认储蓄率，换句话说，就是来源于看似无关的因素。

切蒂及其合作者撰写的很多文章都发现，行为分析能够加深我们对公共政策的了解，我提到的只是其中一篇。

如果所有经济学家都同样开明，即使理性模型指出某些变量属于看似无关的因素，他们仍然愿意在自己的研究中融入这些重要变量，那么行为经济学这一领域将会消失。

那时，所有的经济学领域的研究都会根据所需尽可能地进行行为分析，而那些认为世界是由理性经济人组成的顽固不化的人，挥舞的将是白旗而非看不见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