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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暴众心理学（第6页）

第二，我们倾向于对外团体进行歧视。

与某些团体的亲密和对其他团体的反感滋养了内团体和外团体之间的紧张关系。

在鼓动和激励之下，我们能够模仿身边的其他人对其他团体的歧视性偏好行为。

泰弗尔和他的研究团队发展出一系列开创性的实验，以探究通过离间和建立嫌隙使人变得极端化是多么容易，且这种离间无须有力的支撑即可实现。

研究者将64名彼此熟悉的男孩聚在一起，这些孩子都来自英国布里斯托尔的一所寄宿学校，同住在一个屋檐下。

这些男孩每8人分成一组，在实验第一阶段，每人都看到40组黑点，每组中黑点的数量各不相同，接着所有男孩都被要求猜测看到的每组图中黑点的数量。

同时研究者还给这些男孩提供了一些该实验目的的虚假信息。

接下来，这些男孩被告知他们将参与另一个完全无关的实验，而这第二个实验的真实目的其实就是了解这些男孩同某一特定团体建立身份认同的难易程度。

研究者告诉男孩们，为了省事，他们被分到两个大组中，分组的依据是他们在第一个实验中猜测黑点数量的答案的相似程度：猜多了的男孩分为一组，其他的男孩被分在另一组。

而事实上，这些男孩是被随机地分配到了两个大组中。

但仅是基于这个无足轻重且虚构的分组标准，男孩们就已经形成了他们的内团体和外团体的观念。

现在男孩间的团体纽带关系已经建立，接下来的实验测试了他们在歧视外团体时展现出来的偏心程度。

男孩们被要求将一定的财务奖励和惩罚额度分配给其他男孩，被奖励者或被惩罚者的身份并没有公开，但是能够知道他们是属于“猜多了的男孩组”

还是“猜少了的男孩组”

，每个进行分配的男孩都不会从分配中获得任何好处，因此这些分配决策不会受男孩们的利己心所驱动。

实验结果表明，男孩们持续地偏袒内团体的成员，给属于内团体的男孩的奖励份额总是多于给属于外团体的男孩们。

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定性，泰弗尔及其团队接下来又根据所谓的“对外国画家的喜好倾向”

将男孩们进行了分组，更喜欢保罗·克利的为一组，更喜欢瓦西里·康定斯基（虽然孩子们并没有被告知这两位画家的名字）的为另一组，实验的结果和此前的实验基本一致。

当孩子们可以选择是给所有人最大收益，还是仅给内团体的成员最大收益时，男孩们倾向于偏袒他们的内团体成员。

泰弗尔的实验显示了要想营造一种对团体的忠诚感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即便是建立在看似荒诞的黑点组合或艺术喜好的基础上。

至少从利己的角度上，我们看不到明显可以解释为何在如此脆弱的基础上能建立某种亲近感的原因。

这强化了勒庞及赖希的理论，即我们必须从团体作为一个整体的视角来观察，才能理解群体或暴众的行为。

我们不能仅靠观察个体成员的行为来试图理解集体型从众，因为个体成员随时愿意歧视性地对待外团体的成员，虽然这么做对这些成员个体而言没有任何好处。

我们可以说，对集体型从众来说，团队的目标才是至高无上的。

泰弗尔的发现是否适用于更普通的场景，如选择留胡须或者在头上梳一个发髻呢？这些简单的选择对于建立身份认同很有帮助，这个事实本身就和泰弗尔的最简群体范式理论不谋而合。

现代嬉皮士就是鲜明的例子。

看起来这些嬉皮士不拘一格，事实上他们是在抗拒外团体，并强烈地认同和顺从着某个特定的内团体。

他们仅是在模仿一个内团体小圈子中相同的穿着打扮，遵守着（非主流的）准则罢了。

带着泰弗尔的发现，现在我们可以回到在前一章中介绍的经济学家口中的身份概念。

我们在前文中已经看到，经济学家关注高成本的信号，例如痛苦的永久性面部刺青。

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如果对自己没有好处，谁会愿意承担巨大的（身体上的、经济和或金钱上的）代价呢？在身份认同经济学模型中，内团体成员相信，那些承担了肉体上和经济上的代价、花大力气在脸上留下刺青的人是真心实意地重视其团体成员的身份。

总之，代价高昂的信息更有经济价值，因为他们的可信度更高。

然而，泰弗尔的发现削弱了这一经济学模型的可信度，因为泰弗尔及其同事证实，即便个体不向他们认同的团体释放信号，也可以在个体间建立团体身份认同感。

虽然嬉皮士和其他叛逆者希望将自己标榜得与众不同，但要做到这一点不意味着他们必须付出巨大的个人代价以说服他人。

更宽泛地说，身份的建立并不一定需要基于鲜明有力的政治或道德说辞。

通过装模作样地效仿叛逆者的穿着打扮，其实就可以实现和在脸上刺青差不多的效果。

当记者兼博主埃兹拉·克莱因在回应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对嬉皮士在音乐节上的行为的评论时，克莱因如是说：

克鲁格曼认为，嬉皮士通过蔑视传统的着装规范，来表达对普通资本主义世界的抗拒。

但我认为事实可能正好相反，嬉皮士是在通过对传统着装规范的蔑视，来显示他们对普通资本主义世界的掌控……正如风险投资家彼得·蒂尔（PeterThiel）写道：“永远不要投资给一个穿着西装的科技创业公司CEO（首席执行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