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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经济学系列套装共9册第三章 大脑中的从众（第2页）

我们不同思维模式间的竞争并非关乎善恶或是高贵和无知的灵魂之间的争斗。

有时理性是合适的向导，有时情感是恰当的引路人，而有时，理智和情感相结合才能将我们引领上最正确的道路。

卡尼曼将他的双系统模型描述为两种不同的思考模式：系统1和系统2。

系统1思维快捷、自发、本能使然且感情丰富。

当我们在灌木丛中和一头野生狮子不期而遇时，就是系统1说了算，此时我们感到恐惧，不假思索地逃跑或躲藏起来。

系统2则截然不同，它是缓慢、可控和审慎的。

当我们遇到需要认知能力重点介入的场景时，系统2就登场了。

当我们在面试、考试或者下象棋时，就需要借助逻辑思维的能力，也就是系统2的掌控。

相较于系统2，系统1耗费的脑力要少得多。

反之，系统2善于深思熟虑、小心论证所有可能性，但是同时也很慵懒，希望将所耗费的认知精力最小化。

如卡尼曼观察到的：

人们绝大部分的所想和所为都源自系统1，但是当事情变得棘手困难时，系统2就会接手。

系统1和系统2之间的分工是极为高效的：代价最小，效果最好。

注释标题Kahneman（2011），p.25.

因此，系统1和系统2并非各自为政，而是共同进退，但是动作更快的系统1绝大多数时间都占据主导地位。

当我们面临危险时，理智并非就无用武之地，同样当我们被迫进行深入思考时，情感也并非一无是处。

或是在台前，或是在幕后，两个系统都会同时工作。

卡尼曼关于不同思维模式的分析对于我们的盲从者与叛逆者的研究是有帮助的。

它可以用于探究我们的从众和反从众选择如何被系统1和系统2之间的互动所驱动，而这又将经济学家的利己型从众模型与其他社会科学的集体型从众模型关联起来。

如我们看到的，利己型从众关乎推演出驱动他人决策的因素和信息。

我们将这些社会信息同我们的所知（我们的私有信息）结合起来，运用逻辑规律（如贝叶斯定理）调和私有信息和社会信息间的矛盾之处。

这些都是由一种系统2式的审慎思考所引导的。

集体型从众则是由诸如情感、个性、心理本能和社会压力等更加底层的、非自觉的影响所驱动的，此时是系统1占主导地位。

具体哪种系统何时占据主导地位，取决于我们所处的场景。

当我们需要快速做出决策时，集体型从众更有可能占上风；当我们有更多时间去自省思考时，则由利己型从众主导。

有时，一如我们将会在神经学的例证中看到的，这两者会通力合作、共同作用。

同样，反从众的叛逆者有时会缓慢而谨慎地思考，而有时又会本能地受到情感冲动的驱使，决定反叛。

对模仿的度量

我们已经解释了系统1和系统2的模型是如何调和关于从众的不同诠释。

这些理论十分有用，但是从经验和实证的角度看，还是有存疑之处，而弗洛伊德将成人的行为归因于我们儿时经历的理论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

一如我们很难通过实证研究验证弗洛伊德的理论，我们如何找到是系统1还是系统2占据主导的证据呢？我们又如何确定从众及反从众的行为是出于谨慎的思考，还是情感的冲动，抑或是这二者的复合作用？仅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恐怕我们无法得知是哪种系统在主导这些行为。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对神经解剖学及其与现代神经科学技术基础原理的关系有更多的了解。

当前，我们对神经解剖学的理解是建立在盖伦（Galen，公元129—199）的神经学研究之上的。

盖伦作为一名极为出色的医学家，其成就启发和引领了现代神经学的很多发现。

盖伦生于帕加马（古希腊城市，在现今土耳其境内）的一个富裕家庭，他的建筑师父亲尼康（Nicon）最初希望他成为一名哲学家和政治家，但是据说他的父亲梦到医神阿斯可勒庇奥斯（Asclepius）下令，让自己的儿子盖伦改行从医。

盖伦自此在罗马开拓了成功的行医事业，曾作为御用医师侍奉马可·奥勒留（MarcusAurelius）的儿子康茂德（Commodus），而后随着康茂德继位，盖伦也成了罗马精英社会的一分子。

盖伦曾做过外科医生，也在帕加马的一间角斗士学校里做了几年医生，这些经历都帮助他很好地积累了神经解剖学的知识。

盖伦深受柏拉图的影响，他将柏拉图这位希腊先哲的马车理论发扬光大，率先揭示我们的思维方式也许根植于我们大脑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