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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经济学系列套装共9册第三章 大脑中的从众（第3页）

早在弗洛伊德提出本我、自我、超我的理论之前，盖伦就认为我们的大脑是理性思考之源头，心脏是精气之源头，肝脏是食欲之源头。

他对大脑的运作方式产生了兴趣，而行医经历对他在这方面的研究也有很大帮助。

令人惊叹的是，他很早就认识到脊髓是大脑的延续。

几百年之后，我们在前一章中提到的古斯塔夫·勒庞也发展出了与盖伦类似的理论。

例如，勒庞认为脊髓神经控制了暴众所展现出来的社会情绪，而大脑则指引着理性有序的群体行为。

勒庞的一些与神经解剖学相关的推断（例如他关于不同种族和性别间大脑容量及智力区分的理论），已经被现代神经学推翻。

然而，盖伦关于大脑运作方式与群体暴众心理的关系的构想，其方向还是正确的。

也许在许多今天的神经学家看来，盖伦和勒庞的假设都太过简单化（尤其是勒庞对于脊髓和大脑的粗略区分），但是盖伦还是预见到了现代神经科学的一些发现成果。

神经学家已经识别出在我们大脑深处的一些和我们更加原始和感情用事的思维相关的脑区域，我们的脑干部分及中脑边缘系统就和我们感性冲动或社会性的行为息息相关。

而我们的脑前额皮质区（在我们大脑前端，眼睛上方的大脑区域）则负责更加复杂的思维任务，包括数理和分析性的逻辑推理，以及经济决策。

打开大脑的黑匣子

神经学家用来探寻我们大脑这个黑匣子的工具正在不断增多，也越来越先进。

他们如何才能把握驱动我们选择（包括驱使我们倾向于从众和反从众选择）背后的神经作用过程？一些早期神经科学工具的应用是基于对病变患者的研究。

这些研究关注那些因为事故或疾病而遭受局部大脑损伤的患者。

根据掌握的患处部位的信息，神经学家可以对相应大脑部位如何参与不同类型的决策做出推断。

盖伦自己就进行过一些非常早期的类似病患研究，并且表示很不理解为何此前没有任何人“尝试在动物身上做活体试验，（切除一些部位）以试图去理解对应受损的功能是什么”

。

但是出于宗教和科学技术的双重限制，盖伦的试验未能持续下去。

启蒙运动之后，科学精神在与宗教权威的角力中逐渐占据上风，因而病患研究也就再次受到关注。

历史上一位著名的病变患者是一名叫菲尼亚·盖奇（PhineasGage）的美国铁路工人。

1848年盖奇经历了一次悲惨的事故，一根用来将炸药填进爆破口的铁棒因为意外的爆炸而插进了他的前额并横穿了他的大脑。

神奇的是，盖奇似乎很好地从这次事故中康复了过来，至少外表上看是这样。

然而，他的朋友和同事开始注意到他性情上的巨大变化。

盖奇曾是一个令人信赖、勤恳的员工，已经稳定工作多年，但是从这次事故中康复后，他不再是以前那个优秀员工了。

他性情大变，在工作中他开始不负责任、不守承诺；生活中他反复无常、难以相处。

他的医生约翰·马丁·哈洛（JohnMartynHarlow）对盖奇的这种性格上的转变非常感兴趣，他深入研究盖奇及其病史，并得出结论，这位病人举止的改变是由于其大脑额叶受到永久性损伤而造成的，而额叶是我们大脑中负责高级认知功能及自控的组织。

150多年以后，现代神经学家广泛地进行了类似的研究。

美国神经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Damasio）及其同事开创性地将病患研究应用在经济选择及金融选择的研究中。

他们尤其关注是什么指引我们进行诸如赌博和资产交易这样的风险决策。

达马西奥及其团队已经展示了很多证据，来说明情感在决策中的重要作用。

同时也显示，即便病人在表征上看不出受创的痕迹，但其情感处理相关脑部区域的病变与一些基本功能的严重退化直接相关。

另外，与卡尼曼的双系统思维模型相吻合的是，达马西奥认为情感的影响并不一定妨碍理性的思维。

病患研究是相对简单粗暴的做法。

神经学家不能直接控制和决定可供研究的脑部位有哪些（除非参与一些极不道德的违法行径，而这些是被现代研究伦理委员会明令禁止的），不幸的事故和疾病本身决定了哪些脑部位受损，而神经学家的研究也仅限于他们能找到的病患的病例情况。

然而在过去几十年间，可供神经学家使用的工具的技术有了很大提高。

病理学和神经科学技术上的进步意味着我们可以开始观察和理解在我们做决策时我们的神经回路是如何工作的。

神经学家可以使用诸如脑电波（EEG）这样的技术捕捉作用在头皮上的电脉冲，以测量脑部活动；他们可以利用脑成像技术观测流经大脑的血液循环；他们可以利用一种叫作经颅磁刺激（TMS）的技术暂时性地抑制部分脑组织的活动。

脑成像是一种应用非常广泛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