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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经济学系列套装共9册第三章 大脑中的从众（第4页）

虽然需要辅以精密的仪器，但是这种技术可以帮助神经学家更好地控制他们需要研究的大脑部位。

脑部扫描也使神经学家对更广泛的健康人群进行研究成为可能，解决了仅针对无助的病患进行试验而带来的伦理问题。

脑部扫描技术用来观测血液流经脑部特定区域的情况。

当我们对某一心理刺激做出回应时，大脑特定的区域便被激活，流经这一活动区域的血量增加，导致了磁化率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可以由磁共振扫描仪成影记录下来。

这种扫描技术被称作血氧水平依赖性（BOLD）脑成像，或fMRI（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脑部扫描远非完美无缺，且常常贵得让人望而却步，但它的确能够让神经学家专注于特定脑部位的观察和研究。

有了fMRI，神经学家能够以一种有针对性并可控的方式研究脑部功能，包括研究当人们进行特定活动和完成特定任务时，脑部的活动情况。

fMRI技术可以识别出大脑中的特定“受关注区域”

，并把与感性和本能自发决策相关的脑部区域，以及和高级认知推理相关的脑部区域区分开来，从而了解从众行为的驱动力到底是什么：是我们感性的系统1思维，还是审慎的系统2思维，又或是两者的合力？

脑部扫描仪下的盲从者与叛逆者

借助这些技术，我们可以对驱动盲从者及叛逆者的思维过程有更深入的了解。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从其他的脑部成像的研究中能学到些什么。

其中一个关于系统1和系统2思维模式对比的开创性fMRI研究是由荷兰神经学家维姆·德·耐斯（WimDeNeys）、欧信·瓦塔尼安（OshinVartanian）和维诺德·戈埃尔（VinodGoel）完成的。

他们借鉴了丹尼尔·卡尼曼和他老朋友阿莫司·特沃斯基（AmosTversky）在早期研究中设计的决策任务实验，并借助脑部成像技术，着重关注实验的结论是否和卡尼曼近年关于思维双系统的理念相吻合。

耐斯及其同事选取了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一版“工程师-律师问题”

实验设计。

实验参与者被告知一个目标人群中有5名工程师和995名律师，因此随机抽出的某一个人是工程师的概率就是51000，是律师的概率是9951000。

接下来，实验参与者被要求猜测这群人中的某个人是律师或工程师的概率。

除了上文提到的统计概率的信息，实验参与者还得到了一个叙述性的信息，即一个关于这个被猜测对象的描述，让实验参与者可以在脑海中勾勒出这个被猜测对象的样子。

现在，实验参与者要猜测一位名叫杰克、性格保守的45岁已婚男子是工程师而不是律师的概率。

虽然这些信息从统计概率上讲，和杰克是工程师还是律师没有关系，至少从以“频率理论”

（frequentist）为基础的概率论（对某一事件的概率值的计算是基于大量的随机独立测试中该事件发生的频率）角度看没有关系，但是大部分人还是被这个信息过度干扰了。

在了解到杰克的一些基本信息后，实验参与者过高地估计了杰克是工程师的概率。

耐斯和戈埃尔希望了解实验参与者在进行“工程师-律师”

决策时的思维过程。

他们邀请了13名参与者在实验室的fMRI扫描仪里完成这个测试。

他们的测试得出了一些令人着迷的结论。

在参与者进行决策时，他们大脑中一般被认为和系统2分析思考相关的脑部位（一般当人们在解决统计学问题时应该使用的部位）并未起主导作用。

fMRI扫描仪的记录显示，参与者大脑中处理情感相关的部位更多地被激活，表明实验参与者正在受到（关于杰克的）叙述性信息的干扰。

也就是说，实验参与者更多地使用了主观和感性思维去解决一个本应是纯数学的问题。

我们的社会本能以多种形式成了现实生活中广泛决策行为的基础。

关于这点的神经科学证据正在逐渐增多。

我们是否可以借鉴耐斯及其同事使用的类似工具及理念，以揭示关于利己型从众和集体型从众的问题呢？为了解答这个问题，神经学家、实证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联手，探索一个全新的分支领域——神经经济学（neuroeconomics）。

神经经济学研究的开展形式可以是多样的，有时经济学家提供理论支撑、模型及分析架构，神经学家据此构建他们的模型；有时神经学家向经济学家提供最新的工具，以对新颖的理论假设进行测试，这也是我们在从众问题研究上采用的经济学和神经学合作模式。

我和神经经济学家的第一次接触是在2005年费城的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

在此之前，和许多经济学家一样，在我对人们效仿他人这个问题进行思考时，大脑于我而言就是一个未知的黑匣子，而这个问题让我困扰不已。

在我参加了神经经济学的研讨会后，我意识到也许神经经济学可以填补经济学关于从众和反从众理解上的空白。

在与杰出的神经学家沃尔弗拉姆·舒尔茨（WolframSchultz）及他在剑桥大学生理学、发展与神经学院的团队交流之后，我们决定将神经学的技术、技巧和经济学的观点结合起来，研究从众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