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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动物的从众（第3页）

如果让你在脑中勾勒一幅动物从众的场景，那么很有可能你会想到一群奶牛。

奶牛是典型的从众型动物，但是它们并不是因为盲目愚蠢才选择群聚在一起的。

奶牛是有森严社会等级的高级社会性动物。

它们会在被迫同群体分开时显示出焦虑，也能同其他奶牛个体发展出紧密的关系，这种纽带关系和人类的友谊关系相差无几。

在一项研究中，行为生态学家通过监测心跳和血液中皮质醇（压力荷尔蒙）的含量来观察奶牛在两个场景下的压力水平：当它们和一只陌生奶牛关在同一个牛栏里时，与当它们同“最要好的朋友”

关在同一个牛栏里时的不同之处。

结果表明，奶牛在与“最要好的朋友”

待在一起时，压力水平要低得多。

这一现象适用于大部分的哺乳动物，与人类一样，许多哺乳动物在与彼此熟悉的个体待在一起时，会感觉压力较小和满足感更强。

进化的影响力

关于从众的神秘之处，其中之一就是为何一些个体会选择从众和效仿这种对自身并无明显好处的行为。

进化生物学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种反常现象，因为这一学科的关注点不是动物个体或某个族群。

当一切事关更为宏大的进化法则时，利己的个体就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参与者而已。

无论从众是有意识且自利的，还是无意识且集体性的，它之所以进化而来，其目标还是最大化种群整体的——而非个体的——存续概率。

我们可以从查尔斯·达尔文1859年的巨著《物种起源》开始，尝试理解动物王国中的社会本能（及反社会的本能）是如何一步步演化而来的。

不同的物种演化出了各异的特质，赋予它们适应性优势以帮助它们在各自的自然栖息地繁衍兴旺。

如果它们能够存活得够久直至繁衍下一代，那么整个种群存续的概率也就更大一些。

但是，如果环境发生了改变，那么一些物种就会因为缺乏针对新环境的适应性优势而灭亡。

进化生物学家以达尔文的物竞天择理论为基础，探索在面对环境限制和阻碍时，我们的外向性行为是以何种方式进化的。

如果我们的行为是在很久之前就演化形成的，那么我们对自己的行为方式时常感到困惑也就不足为奇了。

为了更好地了解驱动我们行为的因素，我们可以先对两个概念进行区分，即近因（proximatecause）和远因（distalcause）。

近因是决定我们日常决策的激励和驱动因素，我们偏好某些食物，因为这些食物能够更为有效地刺激我们负责处理奖励感知的生理系统。

远因则是从进化的角度诠释我们行为的根本动机，展现了人类这一物种在进化过程中为了生存而做出的努力。

为了解释近因和远因的区别，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糖的例子。

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会摄入过量的糖分，因为糖能给我们带来满足感。

摄入的糖分会带来生理上的变化，触发我们体内获得奖励和愉悦的生理信号，而一旦我们的身体捕捉到这种信号，意识到某样事物能给我们带来奖励回馈，我们就可能想要得到更多，这就是我们过度摄入糖分的近因解释。

至于远因，那就和我们当下日常的身体反应没有关系了，而是一种数百万年来人类通过进化所获得的古老机能。

人类随着进化变得渴求甜食，因为甜食可以帮助人类在食物匮乏的原始时代获得足够的养分。

能够享用和有效消化成熟果实，这激励我们去寻找原始环境中稀缺的高热量食物来源。

我们也进化出了将这些热量转化为脂肪并储备下来的能力，因为在原始环境中，人类也许需要等待很长时间才能找到新的有营养的食物来果腹。

那些喜欢摄入糖分以带来愉悦感的人更有可能享用甜食、积累脂肪，并且在饥荒来临时存活下来并繁衍下一代。

这种古老的机能就是我们热爱糖分的远因解释了。

适应性优势是如何在人类和动物的行为中展现出来的呢？利己型从众和集体型从众都可以用进化的逻辑和机制加以解释，这种机制曾经起到了增大我们生存概率的作用，并且有可能仍然发挥着类似的功用。

从众是适应性优势的一种表现形式，并且有其远因的解释。

这些远因对近因产生了促进和固化的作用，而这些近因则不知不觉成了我们至今关于从众的分析基础。

在现代，我们学着将从众和奖励回报关联起来，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因为受到鼓舞而跟随他人，因为这一行为在某些方式上让我们感到心满意足。

利己型从众之所以有奖励回报，是因为它能够给予我们想要的东西；而集体型从众给予我们的是更加隐性的、更加无意识但同样重要的心理满足感。

绝大多数人都享受和朋友、家人在一起的时光，都觉得归属于某类团体更令人开心。

我们倾向于追随他人，并享受相应的集体支撑和庇护。

无论是受利己之心还是更加无意识的奖励回馈因素驱动，这些都是利己型从众和集体型从众的近因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