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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动物的从众（第4页）

人类的祖先需要在恶劣的原始环境中生存下来，而远因解释就展现了集体在这一过程中的价值。

无论是利己型的还是集体型的，从众都是一个自古传承、已经融入我们血液，并且至今我们仍在使用的策略。

通过观察和效仿他人，人类的祖先发展出了搜寻食物、躲避捕食者和寻找配偶的最佳策略。

人类的祖先适应着环境，将从众作为提高生存概率的策略之一，并将这种从众的本能在繁衍时传给下一代，从众本能因而也就得以延续演进。

这一生物进化的视角也表明，适应性优势是利己型从众和集体型从众间相通的一点。

从进化的视角来看，这两种从众都兼具增大族群和整体种群生存概率，以及帮助个体的功用。

借助进化性优势的视角，我们意识到最终可以在集体型从众和利己型从众之间找到共识，对人类而言两种从众的形式都反映了人类的社会本能及倾向性。

人类进化出了社会性以及对暴力感到反感的共性（但显然并非所有人都是这样），因为这样一来，人类祖先的小部族可以保持社会结构的稳定，以便能够更好地存活下来。

一致趋同性在我们社会本能和从众倾向性的演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当今这个社交媒体泛滥的时代，这种一致趋同性因为过度的（人和人之间的）连接而被滥用，被过度放大，远远超出了在原始环境中符合生物进化逻辑的范畴。

自我牺牲的黏菌

在进化生物学中，自我牺牲的个体对物种而言并非不可或缺，它们将被剥夺复制自身基因的机会。

我们或许以为合作和自我牺牲的现象只会出现在高等的动物物种中，并且在人类身上达到了极致。

事实上，合作和自我牺牲的现象在相对原始的生命形态［如一种具有社会性的变形虫盘基网柄菌（Dictyosteliumdiscoideum，黏菌的一种）］中也同样存在。

虽然基因型不同（即拥有不同的基因组合），但不同的黏菌细胞之间会彼此合作。

这并不常见，因为大部分的多细胞组织都是由基因型一致的细胞组成的，从进化的角度这更加合理，从适者生存的角度看，同一基因型的细胞彼此间无须争夺资源，因为无论哪个细胞存活下来，该基因型都能够得以存续。

基因的存续才是重中之重，而非个体细胞的存续。

黏菌的不寻常之处在于，即便不共享同样的基因型，彼此之间也能够进行合作，因此某一基因型细胞的存活是以另一基因型细胞的消亡为代价的。

黏菌间的合作是如何实现的呢？进化生物学家保罗·B.雷尼（PaulB.Rainey）对盘基网柄菌进行了研究，并发展出了黏菌如何及为何协同合作的有趣理论。

黏菌生活在土壤中，依靠食用腐烂树叶和动物粪便中的细菌存活。

在有利的环境中，每个个体细胞都发展出单细胞变形虫的身体构造，随机游走吞噬细菌。

但是有的时候环境变得恶劣，养分变得稀缺，这时细胞就会释放出化学信号素，诱发变形的过程。

细胞个体会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类似蛞蝓的多细胞体。

其间，一部分单细胞变形虫会变形成为蛞蝓的柄细胞，而其他单细胞变形虫会变形成为柄细胞末梢的孢子，释放到环境中，以在环境条件转好时重获新生。

然而柄细胞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它们会萎缩并死去。

其中的奥妙在于，为何一个单细胞结构会牺牲自己繁衍的机会，变形成为一个多细胞体的柄细胞，这可以说是进化概念中的死路一条。

这些柄细胞的基因型可能会随着柄细胞的死亡而灭亡，因为这些单体细胞没有任何繁衍的机会。

如果恶劣的环境只是暂时的，那么维持单细胞变形虫的个体状态对每一个黏菌细胞而言都意味着更大的生存概率。

雷尼的推测是，单细胞的黏菌在进化的过程中形成了风险权衡的机制，如果它们和其他黏菌聚合起来，就有可能变成柄细胞，但是如果它们足够幸运，则有可能变形成为多细胞体蛞蝓体内能够通过孢子释放而得以繁衍的部分。

雷尼认为，自我牺牲的黏菌细胞只是不走运罢了。

某些黏菌成为赢家，而另外一些则是倒霉的失败者。

这样看来，也许我们和黏菌的相似之处要比我们想象中多。

黏菌的例子表明，有时合作的出现并非出于动物个体的利益，而是为了物种延续。

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探讨过的，蚂蚁也是一种高度协作的物种，展现出了与人类利己型从众类似的行为，并且也参与社会学习。

经济学家阿郎·基尔曼（AlanKirman）的研究兴趣之一是动物的社会行为同经济理论间的关联。

他借鉴了昆虫学家的一个观察结论，即蚂蚁在采集食物时并不会在不同食物源间平均分配精力。

为了诠释这一现象，基尔曼发展出了一种社会学习的“蚂蚁模型”

。

基尔曼认为，蚂蚁的效仿行为是它们招募行为的展现形式。

一只蚂蚁发现了一个新的食物源，进而通过交换化学信息素的方式将这一信息传递给其他蚂蚁，这样一来蚂蚁大军就会无视其他食物源，被募集而来采集这一特定食物源。

对蚁群而言，集中采集某一食物源是有好处的，因为这样的合作采集过程将更加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