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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标新立异者（第3页）

我们可以从经济学家的利己型从众模型出发，开始我们关于标新立异行为的驱动因素的讨论。

这些经济学模型显示，盲从者与叛逆者本质上并无区别，都是理性地追求最大化自身利益，只不过在权衡之后做出了不同的选择罢了。

最典型的经济模型就能够很好地把握标新立异者和叛逆者的一些特质。

如果信息是有效的，而不确定性有限，那么各自为政、我行我素就是符合经济效应的行为。

如果我们的选择和决策是受控于无形的市场力量及其他建制，那么牺牲自身利益也不会给他人带来任何帮助。

但是我们并不是生活在这样的世界，在我们的世界，信息效率低下，不确定性无处不在，而市场无效的情况也举目皆是。

如我们在第一章的餐馆选择案例中看到的，从众经济模型关注私有信息和社会信息之间的权衡。

经济学家认为我们会使用数学原理——尤其是贝叶斯定理——来平衡处理不同类型的信息。

当我们在两家餐馆间进行选择时，我们或许有一些私有信息，例如一个朋友的推荐，也会有一些社会信息，例如一间餐馆高朋满座而另一间空无一人。

一间餐馆里的食客越多，我们选择这间餐馆的可能性就越大，但如果是一个叛逆者，他又会如何选择呢？

在这个简单的餐馆选择场景中，私有信息和社会信息是被一视同仁地对待的。

不同的信息就好似信号，我们接收到了一个私人信号（一个美食评论或是一个朋友的推荐），以及多个社会信号（有多少个人在就餐，就有多少个社会信号，这里我们假设每个人都是基于合理的理由选择了这间餐馆）。

对大部分人而言，为数众多的社会信号将会压过单个的私人信号，而叛逆者更有可能给予他们自己的私人信号更多的权重。

有些叛逆者对自己的决策能力非常有信心，不太关注他人的做法。

相较于容易被他人说服的普通人，叛逆者会淡化他人选择中隐含的社会信息的重要性，而更多地关注自己的私人信号。

如果把这些因素也考虑在内，那么从众经济学模型也能用来研究标新立异者。

1998年，发明从众模型的戴维·赫什莱佛及其博士生罗伯特·挪亚（RobertNoah）为了能界定标新立异者和叛逆者的行为，将“错配”

（misfits）的概念引入了从众模型。

他们主张，利己型从众会因为“错配”

而受到干扰，而如果从众的群体选择了错误的方向，那么这种干扰就是一件好事。

取决于“错配”

的种类，它可以在社会进步和改善社会福利方面扮演重要的积极作用。

在赫什莱佛和挪亚看来，不倾向于随波直流、人云亦云的人也分好几种，“新来的”

人或许因为加入时间过短，无法有效收集或使用社会信息，或者出于某些原因被集体排除在外，从而未能有机会观察群体的行为；“先知”

掌握着更优的私有信息（并且自己很清楚这一点），因此不太会受到他人行动的影响；“过分自信的傻瓜”

则是那些并未掌握更优质信息但自以为是的家伙，狂妄并错误地将自己的判断置于群体行为反映的社会信息之上；最后还有“反叛者”

，他们对收益的理解与他人不同，或许他们能从反叛行为本身获得某些行为的满足感，因此就更有可能淡化他人选择中隐含的社会信息。

问题是，所有的这些类型的叛逆者——“新来的”

“先知”

“傻瓜”

“反叛者”

，其反从众的表现行为是一样的。

仅通过观察，我们无法对这些类别进行区别。

虽然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但是他们的表现形式都是跟群体对着干。

其中一些人成为叛逆者的原因对我们不适用甚至对我们是有误导性的，我们如何知道是否适用呢？问题就在于并没有清晰的解决方案，一个不够笃定的群体或许希望更多地借鉴“先知”

选择中隐含的信息，而淡化“新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