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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创业者与投机者（第10页）

以2015年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闪崩事件为例，个体的行为可以被夸张地放大，直至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恶劣的影响。

交易员纳温德·辛格·萨劳（NavinderSinghSarao）于2017年被法院判定利用“幌骗交易”

（spoof-trading）的方式操纵金融市场获利。

他首先下单假装大额看跌某股票，将股价压低，诱使其他投机者也竞相跟风看跌，下单卖出。

萨劳接着就以新的低价买进该股票，并取消此前他自己的卖单，以此重新带动股价上扬。

他在自己人为营造出的低价位买进，而后反转自己的“幌骗交易”

卖单提振股价并以高价卖出，靠着这种手段赚了大钱，而这一切操作都仅是通过他父母位于伦敦西郊豪恩斯洛区家中卧室里的一台电脑完成的。

在全球化、计算机化和深度互联的金融市场中，一个人就可以通过操纵投机者群体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从进化生物学的角度看，从众的本性应该全然不适用于现代金融市场才对。

如果金融投机不过是一种机制化的博彩行为，那么也许我们原始的快思维本能并不能够适应现代世界中全球化、计算机化的金融体系和诸如算法交易的复杂的现代金融创新。

由快思维模式驱动的从众行为是否会让金融系统更加脆弱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如果交易员的奖励都和短期效益挂钩，那么所有投机者的物质激励及下意识的本能都会不约而同地鼓励冲动的交易行为。

如果金融市场中的大规模从众反映的是固有的情感回应所具有的压倒性影响，则会导致过度的金融不稳定性，那么这种适应性的错配就不值得鼓励。

归根结底，从众有优点也有缺点，放在宏观经济中看也是如此。

部分投机行为是有益的，因为他们将金融资源导向商业投机机会、初创项目及创造就业。

在某些特定的场景下，群体的智慧和集体的决策会比个体的意见更加准确。

我们在第二章中介绍过的孔多塞群体智慧假设认定，个体会理性和客观地做出决策，不受心理和情感因素的影响。

然而，这个独立性的假设恰恰点出了金融从众和金融不稳定中存在的问题。

个体交易员的决策绝非独立的，交易员之间仰赖于彼此的判断，使用同样的信息进行决策。

这对宏观经济和创业者而言都有着严重的负面影响。

无论如何，政策的调控对于约束金融从众行为是很有必要的，可以确保后者扬其所长、避其所短。

那么政府应该如何干预现代经济投机行为，鼓励人们进行创业呢？这种干预又应该多深入才合适？在2007—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今天，政客、政府和国际组织都还未能就这个关键问题给出答案。

一旦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触发金融从众行为的根源，我们就能够更好地把控金融不确定性及其影响深远的经济后果。

有人建议利用政策工具减缓金融市场的流通速度，而有些国家通过将面向大众客户的商业银行业务同风险和不稳定性最大的投资银行业务分离，有效地降低了金融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如果这一举措能够得到广泛推行，那么就可以限制投机市场波动和利率上调对消费者和企业造成的影响，并允许更多的可供借贷资金流入非公行业。

此外，被称作“托宾税”

（tobintax）的金融交易税可以遏制因过度从众和其他非稳因素影响而过热的市场。

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如果该税种想要真正发挥功效，则必须全球统一实行，以防止资本全部逃入避税天堂。

假设金融市场从众是一种冲动的情感回应，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种方法，在交易员过于感情用事时，“中止”

他们的决策，那么缺乏稳定性的投机行为就会得到抑制。

另一个威力更大的方案则是重新设计企业治理结构和机构的安排。

金融服务公司已经出台政策，以确保能够更加有效地监督交易员的行为，这包括更加审慎的汇报机制和团队架构，以确保任何一个个体交易员的行为都更加可控，更少受感情因素影响，限制违法交易员的操作空间。

政策制定者也意识到，从众行为和社会影响会为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注入不稳定性，并纷纷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

英国的金融行为监管局正在开展研究工作，试图理解并改善在资管行业中（尤其在机构投资人中）存在的金融从众及团体迷思的问题；美国证监会也进行了类似的尝试。

如果负责督导大型投资机构的监督委员会的组建和运行能够更加有效，以降低缺乏事实依据的共识的影响，那么就能够对导致创业项目和金融市场动荡的从众行为起到约束作用。

对于投机者和创业者行为的审视帮助我们了解到，盲从者与叛逆者之间的复杂互动实是我们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特点之一。

投机者同时是盲从者的概率更大，而创业者则更有可能是叛逆者。

然而，有时一个投机者也会打破常规，借助成功的冒险行为放大自己的投机回报，而创业者也会通过成功模仿他人的创新，发展出属于自己的新商业模式和商业策略。

但需要指出的是，盲从者与叛逆者并非只会在经济领域内互动，在科研、政治和宗教等关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存在类似的互动。

我们在本书最后两章中将对此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