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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从众的专家（第6页）

如果一位专家已将多年的时间和精力倾注在某一特定理论或职位上，那么他抵触针对这一理论或职位的变革或异议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在本章中，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斯奎尔的案例，从中就可以看到反对主流共识对专家而言可能意味着巨大的职业及声誉代价。

专家的另一个倾向性是形成眼下的共识。

短期而言，同群体保持一致对于专家的科研事业可能会有帮助。

然而长远来看，人云亦云也意味着不太可能得出开创性的科研成果。

问题是，短期的影响也许对处在职业生涯初期的年轻专家学者尤为重要。

实验室年轻的科研人员在尝试积累自己的声誉时，时常会选择效仿和跟随他们的导师。

社会学习自然是一方面，但这样的行为也应部分归因于社会压力。

对一个刚拿到博士学位的年轻研究员而言，奉承迎合团队领导、追随前辈的研究方向和足迹意味着更大的拿到终身教职的机会。

这样的行为并非就不可取，因为年轻的研究员本身就有诸多可以向其前辈学习的地方。

尽管取得研究上的创新突破意味着更大的职业发展空间，但是对年轻研究员而言，也意味着短期更高的风险。

2011年9月，社会心理学家迪德里克·斯塔佩尔（DiederikStapel）因为在城市环境社会学的研究中杜撰数据，被雇主荷兰蒂尔堡大学停职。

他炮制证据，并据此宣称他证明了杂乱无章的环境同歧视行为及贫困之间的关联。

那些此前已怀疑他造假的人自觉无力挑战斯塔佩尔，致使后者的谎言一时未被拆穿。

据说斯塔佩尔在受到质疑——尤其是被年轻学者质疑其数据和发现时——会采取强硬的态度回应质疑者。

这个例子展现了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会遇到的趋同压力。

无论是质疑前辈的年轻研究学者，还是公开揭露数据造假疑虑的揭发者，都有可能失去一切，或者被上司驱逐，或者因为失去靠山而致使事业停步不前。

但是，专家终究不能长久地将自己的声誉建立在伪造的证据上。

是什么驱动了像迪德里克·斯塔佩尔这样的人，置自己的声誉和职业生涯于极端的险境中？对大部分专家而言，持非主流观点是有好处的。

而我们在第五章中看到，相较于趋同的盲从者，叛逆者更愿意承受极端的风险。

学术研究界尤为重视原创性，一个仅会认同他人观点的研究者也许很快就会被其稳妥但毫无新意的研究策略所累，科研事业进展缓慢，无甚建树。

相反，如果能为他们赢得声誉，而其后辈学者可能又不敢提出异议，那么那些有建功立业野心的专家就有动力去杜撰惊世骇俗的发现。

对只会效仿的专家而言，他们易受群体影响的倾向性有着深远的负面后果，尤其是当团队的领导者利用下属对权威的顺从，从而操控后者的研究方向时，这种负面性尤其明显。

均衡的专家

我们如何能够将这些因素都融入一个模型中，以识别一个趋同或是反叛的专家如何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呢？大致说来，它可以被部分理解为一个平衡投入产出的过程。

绝大多数专家——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都会过度关注自己认同的信念和观点。

绝对真理对他们而言很重要，但是他们也同样受内外部的驱动因素所左右。

一群志同道合的研究学者也许可以一起把酒言欢，如果交谈之中得到前辈的赏识，还有可能因此受邀参与共同研究。

认同他人的观点有着心理学上的价值，而叛逆的策略则会让人孤立无援。

此外，专家通过加入某一群体，也能获得额外的战略优势。

与此有关的是一个被经济学家称作收益外部性（payoffexternalities）的概念：当一个专家支持某一特定的集体共识时，他们的支持本身就会促使他人也支持这一共识。

随着他人的加入，群聚从众对群体中每一个人的益处会逐步增多，而后随着加入共识的人数达到某一阈值，随即边际递减。

每当一位专家加入某个精英小团体，共同支持某个新颖独到的观点时，加入这个团体对于其所有成员的价值也随之增加。

知识泡沫逐渐形成。

随着团体人数的增加，诸如声誉、同他人形成共识带来的满足感等好处也随之而来。

作为一个职场策略，支持一个新近形成的共识对职业生涯是有增益作用的。

随着专家不断模仿和复制其他研究者的创新成果，共识不断扩大，虽然对个体而言——尤其是在科研学术领域——效仿和复制的价值是极其有限的，但这种共识形成的过程也并不是线性的，一旦共识真正形成，从而失去其最初的原创性和新颖性，加入这一共识所能带来的收益也就开始降低。

因为缺乏原创性，想就一个被广为接受的共识发表观点开始变得困难。

随着加入该共识的群体规模不断扩大，其后新加入的每一个专家能获得的收益也越来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