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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从众的专家（第5页）

即便某位专家见解精辟，我们又如何能将有着真知灼见的专家与那些自吹自擂、只期望为自己积攒口碑的人区分开来呢？这并不容易，而且绝大多数情况下并非只关乎对错。

事实上，我们时常无法区分一个悉心调研、严谨细致分析的靠谱专家和一个马虎处理数据的二流专家之间的区别。

如果大众无法区分二者，那么可能所有专家受到的媒体关注都是一样的，因此专家也就没什么动力细致严谨，而专家的整体质量也就会下滑。

道德风险（moralhazard）或许是投机性的专家利用不对称信息而带来的另一类问题。

社会学家将授权他人代其处理事务的人称为委托人，将被委托授权代他人处理事务的人称为代理，而道德风险所揭示的就是委托人和代理之间利益的不一致性。

这一概念适用于包括劳务市场、保险市场、金融市场在内的一系列经济场景，也同样可以用在专家身上。

如果说逆向选择是关注签订合同之前的选择，那么道德风险就是合同签订后产生的风险。

当委托人雇用代理以交付某些货物或服务时，他们无法确定代理是否会推卸责任。

代理也许会有动力以投机和非道德的方式行事。

在专家的例子中，我们在知识汇集的过程中间接地雇用了专家和研究员作为我们的代理，而我们作为专家的委托人，无法轻易地观察和判断专家提供成果的质量。

这时如果专家的动机和我们的动机不一致，问题就随之产生。

例如，如果专家能够通过推广引人注目、值得在新闻上大书特书的科研成果为自己谋利时，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一旦受雇于我们的专家掌握了更多信息，而我们又无法或很难有效地监督他们的输出成果时，我们就可能会受骗。

以专业理财顾问为例，他们的工作就是提供专业理财建议，但是他们可能会出于个人动机而推荐特定的金融产品。

他们的委托人（即为了选择养老计划、保险产品、抵押贷款而需要他们专业建议的人）都没有足够的时间或专业能力来对得到的建议进行评判。

这些委托人也许会因为信任专家但又没有能力判断他们的专业能力，所以被推荐购买并非物有所值或者根本不适合自己的金融产品。

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也会在专家身上以其他方式呈现，表现为专家刻意掩饰他们研究成果的质量。

虽然故意的舞弊欺诈不多见，但还是存在专家通过利用他人的无知而为自己谋利的个例。

其中一例就是一名叫作安德鲁·韦克菲尔德（AndrewWakefield）的医生，他因为对MMR（麻腮风三联疫苗）的所谓专业见地而一度饱受赞誉，而后又被唾弃指责。

在一篇刊载于著名医学学术期刊《柳叶刀》上的文章中，韦克菲尔德声称接种MMR疫苗会导致结肠炎和自闭症。

他的观点马上成了头条新闻，被广为传播，以至于许多家长都不敢再为孩子接种MMR疫苗。

这样一来，不仅是孩子，整个社区都容易感染严重的传染性疾病。

当一个群体的大多数人都有某种疾病的抗体时，那么整个群体对于该传染病就是免疫的，这种群体免疫性本身就因为韦克菲尔德的谬论而受到了威胁。

一如我们在前文中探讨过的金融市场不稳定性，个体行为会快速而深远地在复杂的社会系统中扩散，从而带来不稳定性，而这种不稳定性也会因为从众行为而进一步恶化。

其他研究员尝试着复制韦克菲尔德的发现，但是都没有成功。

他的同僚认定韦克菲尔德关于MMR疫苗的研究结论是基于虚假的学术证据。

《柳叶刀》撤回了他的论文，韦克菲尔德稍后也被英国医学总会除名。

他为何要拿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冒险呢？英国记者布赖恩·迪尔（BrianDeer）为《星期日泰晤士报》调查并撰文，并稍后在《英国医学期刊》上刊登发表。

迪尔的文章指出，在诉讼官司中控告MMR疫苗生产商的律所买通了韦克菲尔德。

如果这个报道是真实的，那么因为信息不对称性，金钱的激励和韦克菲尔德自身的利益实际上就已经凌驾于医者应有的道德准则之上了。

声誉

两位经济学家马赛厄斯·埃芬格（MatthiasEffinger）和马蒂亚斯·波尔本（MattiasPolborn）探讨了专家是如何借由从众和反从众行为为自己的声誉加码的。

专家能意识到，如果他们是唯一正确的人，就能够名声大噪。

群体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关键问题是，如果最终发现群体是错的，那么作为唯一明智的专家就意味着巨大的金钱和声誉上的回报，而如果仅是和他人同时正确，所带来的收益就要少一些。

当这种鹤立鸡群意味着巨大的回馈时，就更有可能催生反从众的行为。

也就是说，专家会有动力去驳斥其他专家的专业意见。

然而，对声誉的追逐也可能催生从众行为。

如我们在前文中看到的，在许多场景中我们只有与群体保持一致，方能更好地保全我们的声誉。

与他人意见相左的下场可能是巨大的损失，而早在第一章介绍利己型从众时我们就已说过，跟随主流的风险小得多，于是我们就更不太可能成为叛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