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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从众的专家（第8页）

现如今，大家更关心的是尽可能降低潜在损失，因而我们也就更有可能看到专家为了规避潜在的声誉风险而不发表异议。

科学家的个人性格的不同也决定了他们成为盲从者还是叛逆者的倾向性。

强势性格的人或许更可能坚持己见，但我们不能确定的是，这些人是因为信念，还是因为他们的强势性格而拒绝从众？我们如何在研究中对二者进行区分并一探究竟呢？我们时常假设，在实证科学中，借由精心设计的试验，对统计学原理和科学方法论的坚守和应用，都可以遏制盲目团体迷思的问题。

如果研究员足够自觉，有足够的专业素养，那么一定程度上这的确是可行的。

但是统计学中也存在投机取巧的空间，而即便是最优秀的科研人员，证实偏好的倾向性也很难彻底克服。

专家的从众外部性

这些因素的影响不仅限于这些研究员，我们性格中都有乐善好施的一面，所有人所想的终究还是为自己谋利。

问题是，专家的意见天生就对其他人有影响，这是经济学家称之为“外部性”

影响的一种：某个人的行为或决策使他人受损或受益，而受损或受益者对该行为人的选择和决策则完全没有任何控制力。

在我们的讨论中，群体思考和从众也许对专家个人有好处，但是对学界和整个社会而言都意味着负面外部性。

随着专家前仆后继彼此效仿，他们都已摒弃了自己的私有信息，而整个社会也因此蒙受损失。

在第一章中，我们指出，从众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取决于从众群体的选择是否有方向性的错误，还关乎于其过程中私有信息和判断的遗失。

我们可以在专家的例子中更好地诠释这一点。

一旦从众意味着专家获得新发现的概率将大大降低，那么从众外部性就将成为科学研究的严峻威胁。

在讨论专家意见时，缺乏新的见地可以表现为对某个流行理论的过分重视，某个专家可能会找到驳斥主流共识的论据，但是出于某些原因而对这些论据视而不见。

例如，对一个分析次级抵押贷款市场投资回报前景的金融分析师而言，直觉告诉他这是有毒资产，但是他们又看到身边的人不住地追加投资，在判断投资这些资产的风险时，后者对他们决策的影响要远大于他们自己的判断，由此一个投机性的房地产市场泡沫逐渐形成，对全世界的经济都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人群中的专家

对这个主题的探讨将我们引上了经济学家对以下问题的若干思考：对个体有利和对群体有利是两回事。

知识和证据都有经济学家所谓的公共财产的许多特质。

在最纯粹的状态下，公共财产应对所有人完全开放，每个人都可以使用，毫无准入门槛。

一个人对公共财产的使用不会妨碍他人的后续使用，也就是说公共财产不会消耗殆尽，每个消费者的边际使用成本为零。

从个体的角度来看，公共财产的问题是，如果无法便利地阻止他人使用这些公共财产，那么也就很难对用户征收费用，也就意味着缺乏市场化的动机持续供应这些公共财产。

如果无法对用户征收费用，那么就无法获利，因此是谁来为公共财产埋单呢？

从社会角度来看，收集知识应是集体的努力。

虽然市场已经演进到能够从中获利，而除市场外的其他社会建制也进化到可以对市场给予配合和支持。

最富有争议的是在学术界，通过学术期刊昂贵的专利付费区或学者自己付钱发表研究成果的安排，知识被有效地私有化并成为获利的工具。

在盲从者专家的例子中，正是由于科研和知识积累这种众人拾柴的性质，致使人们很难区分基于事实依据的共识和缺乏根基的共识，如果积累知识依靠的是众多专家的共同努力，那么一旦犯错就不能将责任归咎于任何一个个人。

如我们在前文中指出的，最初倾向效仿型专家的天平会倒向叛逆型专家一边，而在这个过程中声誉也会受到影响。

当效仿型专家的声誉更盛时，共同的信念只会导致过度的共识和集体的偏好。

经验主义哲学家迈克尔·韦斯伯格（MichaelWeisberg）及其同事论证了一个理念：共识一旦过量就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韦斯伯格及其团队运用计算机建模的方法模拟了两类人群，一类由效仿型的“追随者”

（followers）为主，另一群以叛逆者为主。

研究团队创建了虚拟的地图以具化这两类人群分别能探索的知识疆域有多大，模型显示以叛逆者为主导的人群所开拓的知识领域远大于以追随者为主导的群体。

效仿追随者探索的疆域更小，是因为他们群聚扎堆、故步自封，而逆势者则勇于探索未知的新领域。

对专家而言，这个模拟实验带来的启示是，一旦专家的群体中满是跟风从众的人，那么对知识疆域的探索就必然是不充分的。

跟风型的专家因为互相效仿，因而所知就会更少，因为从认知的维度看，他们本质上只是重走别人的老路罢了。

相反，一旦专家群体中有了一定比例的叛逆者，那么结果就会逆转，知识疆域被充分探索发掘的可能性就会大增。

专家不再纠结于前人已有的成果，更可能会有更多的发现。

总而言之，韦斯伯格主张为科研中的冒险行为建立激励机制，以克服过多追随者互相抄袭所会导致的整体损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