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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从众的专家（第9页）

韦斯伯格的研究表明，叛逆者的存在是至关重要的，我们需要叛逆者带领趋同从众的专家从被社会影响因素所主导的歧途上走出来，重回研究视角独到、数据诠释方式新颖的正确道路。

但是情况也并非这么简单，因为社会影响也有其价值，例如对已有结论的重复验证就是科研中常被忽视却至关重要的环节。

如果一个假设能在一系列不同的研究中多次得到验证，那么也许就能说明这个假设的可信度和可行性更高。

如我们在前文中看到的，经济学家的从众模型显示，一旦我们认定他人掌握的信息更优，我们就会理性地跟随他人。

也就是说，支持共识并不意味着这些共识就是错的，如果对我们更有利，也许忽略我们所知的少得可怜的信息就是合理的选择，而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专家。

麻烦的是，在宏观层面这会导致路径依赖的问题。

简单来说，如果支持某一理论的专家人数越多，那么在其他情况一定的前提下，也许这个理论正确的概率就越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一定就是准确无误的。

学术研究一般和绝对客观例证无关，试想两个最初都富有新意且并无“派系”

支持的竞争假设，当其中一个理论或假设受到许多专家的支持时，那么就可以合理地认定，这个理论或假设更有可能是正确的。

毕竟，一大批专家支持一个错误假设的概率要小于一大群专家支持一个正确假设的概率，尤其是当专家基于客观合理的原因才彼此认同时。

共识很少持久存在。

如我们在前文中“婴儿摇晃综合征”

和胃溃疡的例子中看到的，叛逆者终究会出现并扭转他人的观念。

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断言，知识演进的轨迹一般而言是平滑的，但是当学习和知识部分是依靠社会互动完成时，这一演进历程就势必曲折多难。

如果我们能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那就问题不大，但是学者和其他专家也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跟随群体的共识。

所幸，如库恩所言，当共识的轨迹骤然转向时，伴随着所谓“范式转移”

会出现周期性的革命，从而实现知识的进步。

外行的专家

某些专家例子中的经验也可以适用于集体决策。

专家绝不是唯一在做对他人有影响的决策时会受到个人压力左右的人，人民陪审员就是一例。

由于非专家意见都相对缺乏依据，正外部性和反外部性之间的平衡就更为重要。

外行自然缺乏深入的知识储备和专业技能，他们获得的私有信息较少，这就致使他们更加容易受到社会影响因素的摆布。

有时，当信息支离破碎，不确定性蔓延时，从众就是唯一明确的选择。

对陪审团而言，被告有罪还是无罪的裁定时常会受到群体互动和集体行为的影响。

模拟陪审团的实验显示，社会影响因素可以严重扭曲裁决结果。

模拟陪审员很容易受到同伴压力的影响，研究显示，这种受影响的程度会因陪审员的个性差异而有所不同。

某些陪审员就更容易趋同，说明这些陪审员更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

陪审团并非像我们需要的那样公正无私。

另一个外行充当专家的例子是投资监督委员会中的非业内人士。

英国杜伦大学的安娜·蒂尔巴（AnnaTilba）博士和我一起受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之托，对团体影响相关的课题进行了探讨。

我们的研究重点是这些影响因素可能会因阻碍正当竞争而给英国资管行业造成负面的市场影响。

资管行业由诸如养老基金、保险公司、慈善及赠予基金的大型构投资人组成，他们管理着规模庞大的基金组合，而监督委员会的设立即是为了确保这些管理工作的质量。

我们尤为关注养老基金的监督委员会，这些养老基金管理着巨额的资金，而诸如员工代表这样的非专业人士也是投资决策委员会的成员。

委员会的一项核心工作是选聘投资顾问，而筛选通常是通过一个称之为“选美比赛”

的过程实现的，不同的投资顾问会展示他们能够提供给投资者的投资方案，供委员会选择。

在这个“选美比赛”

进行的过程中，从众起到了很大作用。

试想在监督委员会中，有一个委员也许就备选方案或来面试的投资顾问的历史投资业绩做了额外的调研，因而掌握了更优质的私有信息。

但是当这个委员看到其他人的决策，尤其是那些资深委员与被认定决策力胜人一筹的委员的决策时，他们时常就会屈从于群体的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