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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从众的专家（第10页）

因为观点的多样性很宝贵，因此外行常常被安排在这些委员会中，但是这些外行太容易被共识所说服了，这样一来，他们代表的多样性价值也就不复存在了。

所有专家——无论是科学家、科研人员还是如医生和律师这样的专家证人——一般都倾向于提供基于事实的客观意见，我们则需要有人能够为我们解读这些证据。

事实上，劣质的信息、不可靠的数据、极端的不确定性都意味着想要对证据加以诠释并非易事。

我们并非总能区分假设及理论是好还是坏，一旦专家针对某一方向的知识储备或理解存在较大的空白时，专家就会像其他人一样容易受到从众倾向的影响。

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种社会“易感性”

能有着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之于个体的专家，也之于知识探索和科学研究的总体历程，随之产生的社会成本也是巨大的。

无论是针对效仿型还是叛逆型的专家，想要对他们的观点加以诠释都可能困难重重。

效仿或是叛逆的观点孰优孰劣，这一点我们无从确认，专家可能会因为图省事而跟随主流共识，这样的专家意见就是被扭曲的；相反，叛逆型的专家也可能是为了寻求关注和职业晋升机会才宣扬不同于主流观念的异见的。

我们需要叛逆型的专家，但是我们需要他们是因为合理的动机及理由才会反叛。

如何将那些误导专家追随的共识与广受认可的普世正见区分开来，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挑战。

与此类似的另一个挑战是，在对叛逆型专家观念进行诠释时，如何拿捏异见背后不同动机间的平衡：多大程度上是被个人利益所驱动，又在多大程度是单纯出于对一个错误共识的合理挑战。

有些群体共识是正确的，另一些则是谬论，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即将二者进行区分。

诠释例证的难度越大，专家就越不确信自己的观念是否正确，而如我们在前文中看到的，人们对自己的观点越缺乏信心，从众的力量就越容易占上风。

当然，越是对自己的观点有信心的人，就越不容易受到盲从力量的驱使，但是如果这种确信发展成了信心过度，那么他们的反对就会和过度追随共识一样有害。

所以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关于共享资源管理的文献或许可以给我们指引，对其举一反三，也许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解释，紧密团结的社群对共享资源的管理效率很高，实际上远高于许多经济学家的预期。

这对科研和知识管理的工作有借鉴意义吗？要知道，科研和知识管理本身就是为了最大化（无论是效仿型还是叛逆型的）专家的功用。

因为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个体太容易被偏好和其他激励因素所左右，因此我们不能寄希望于个体专家对知识及专业技能进行管理，相反，我们需要的是成型的机制，从而确保针对知识及专业技能的妥善管理。

具体的措施能有哪些呢？科研圈应该鼓励对已有结论进行广泛验证和复核的相关工作，而学界也应该摒弃只是新奇原创的观点才值得发表的错误观念。

专业机构已经开始一些类似的尝试，例如美国心理学协会的“报告复核检验注册政策”

，类似的还有诸如《负面结果期刊》（JournalofNegativeResults）这样的期刊，都可以有效地遏制学术研究中过于追求公众注意力的不良风气。

期刊审核委员会可以通过采用投稿人匿名审核的方式来降低社会压力带来的不当影响。

我们需要更多的学术、科研和专业机构为非主流观点背书，如对研究者的公平监督、将文章审核者的名字连同文章一并发布、要求研究者将支撑结论的数据一并发表，这些都会起到帮助作用。

部分期刊和学术机构已经采取了这些措施，但是如果专业机构、专家群体、期刊和出版社都有太多的既得利益牵涉其中，那么推行具体举措还是会存在困难。

在本章中，我们已经看到，社会因素在充斥着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影响力最大。

我们如何评价这些专家呢？他们可以时好时坏、时对时错，但我们常常无法对此进行区分。

我们现在已经确信巴里·马歇尔和伽利略是对的，迪德里克·斯塔佩尔和安德鲁·韦克菲尔德是错的，但是问题依然存在：如果我们不清楚实情，就无法轻易地做出判断。

但是上文中也提到了，我们至少可以践行一些应对举措，以确保我们的判断尽可能接近事实。

学术研究中更高的分析和汇报标准、更加合理透明的期刊审阅机制、对非专业人士的培训以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科学论据、针对滥用权威的专家更严厉的惩罚措施，这些举措都能够尽量规避专家的无意识偏好所带来的偏误。

一个个性强势的人常常足以扭曲专家对证据的评估，这是我们在对专家及其观念的探讨中已经发现的问题。

当这个强有力的个人是群体的领袖时，这种扭曲尤为明显。

无论是出于心理原因还是经济原因，群体成员显然不愿意违背领导者的观念，这种领导者和追随者的关系再一次证明，盲从者与叛逆者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一种共生的关系。

在下一章中，我们会将讨论集中在存在于叛逆领袖和追随者之间的这种唇亡齿寒的共生关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