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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盲从者与叛逆者（第2页）

社交媒体也扭曲了在医学和科学等领域取得创新突破的专家的专业观点，即便对有心想要保持理性客观的人而言，这些社交媒体上嘈杂且自相矛盾的海量信息意味着，很难有效地对这些信息的优劣真伪做出判断。

社交媒体是领导者操控追随者的武器之一，领导者可以通过迎合及利用追随者的效仿从众天性，从而左右后者的决策，而这样的行为会带来深远的负面后果，一如助长我们在第八章中看到的政治派系主义。

针对专家、精英和移民表现出的脆弱多变而非理性的态度，以及极端政治立场的兴起，都应部分归因于感情用事的追随公众观念，而非关注于事实本身的强烈倾向。

社交媒体几乎就是为了迎合这种快速、本能和非理性的行为而量身定做的。

公民对于信息和新闻展现出的困扰和不信任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当今这个“后事实”

的社交媒体时代，传统通行的新闻传媒渠道已经被新的信息所取代，而后者显然是缺乏传统新闻行业复核准则约束的。

没有了可靠的信息来源，盲从者可能会被叛逆的领导者引领上一条自己既不熟悉也不向往的道路。

在社交网络中，我们人云亦云的盲从倾向也已被现代技术所扭曲。

社交网络已经随着计算机和因特网快速地演进，并导致了现代社会中的过度互联问题，尽管我们自己可能对此并没有足够的思考和准备。

在因特网出现之前，社交网络的建立主要是基于同身边的人（例如同亲属、同事或邻居）的社会纽带关系。

根据社会理论学家的解释，这些社交网络是我们投资于与周边他人的关系而积累而来的社会资本。

这些纽带关系被社会准则所固化，而这些社会准则随着我们的社会网络演进，时常又会显得拘谨、僵化和缺乏变通。

它们会以各异的形式长时间地存续和发展，印度种姓制度这样的等级制度和社会分层制度的进化过程就是一例。

组成我们社交网络内团体的纽带关系越紧密，我们的身份认同感也就越强。

通过领英、研究之门（ResearchGate）、学术界（Academia）这样的网上社交平台，我们能够与他人建立关系较弱的职业和协会组织网络。

在这些网络中，我们能与他人及其他团体建立一般情况下无法企及的互联互通关系。

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团体而言，一般这些在线社交网络通常都可以是有益和高效的。

它们使信息的快速共享成为可能，以构建我们的职业关系，并甄别出新的就业和商业机会。

我们显然不希望退回到等级僵化、带有歧视性的传统社交网络结构。

社会理论学家有时会推崇一种观念，即人与人之间的强纽带关系并非好事，反之弱关联性更可取。

但是当社交网络遇上社交媒体时，这种观念就不太站得住脚了。

例如，帮派的特征之一就是其成员之间关系的牢固程度及彼此之间的忠诚度。

如我们在第二章中看到的，这些强纽带关系会带来针对外团体的暴力及歧视行为这样的恶性结果，在有些情况下也会发展为我们在与外团队的冲突中有失偏颇地优待我们的内团体。

但是在一个技术主宰的世界中，我们也应该为弱关联性关系感到担忧。

在虚拟网络中，弱纽带关系同样也容易助长歧视、诱发负面态度和行为，推特上的喷子和网络流氓就是典型例子。

我们通过社交媒体获取的不计其数的弱纽带关系，以及这些平台导致的过度连接，都对我们的福祉有着负面的影响。

它们的存在意味着，商业机构可以轻易地侵入我们的隐私空间，并利用我们为了给他人留下好印象而分享信息的意愿。

手机一响，邮件就来，我们就永远不能从工作中抽脱出来。

作为雇员，我们的压力日益增大，失去了放松的能力，并因此深受其害，而一旦这些问题影响了我们的工作效率，那么我们的雇主也会一并跟着遭殃。

虚拟社交网络助长了盲从者对于他人想法的过度痴迷，并导致了那些好得不真实的网络形象的出现。

如果人们只能看到他人在脸书和Instagram上分享的最完美的一面，那么相较于30年前，现在的年轻人更加缺乏自信和自尊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断上升的青少年自杀率可谓我们这个由盲从者主导的网络世界最悲哀的影响之一。

驯服盲从者与叛逆者

所以，我们应该做什么呢？哪些政策工具能够最为有效地驯服我们的从众及反从众天性，让它们不至为害，还能在其有利时发挥功用？在本书中，我们探讨了一些调动我们从众天性的方法，以鼓励人们效仿邻居更加有建设性的行为，如节能环保的选择、更好的卫生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