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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如何拯救我们的星球（第4页）

酸沉降项目的确可以说是美国环保政策史上最成功的案例之一。

由于项目成本大大低于初始预算，所以成本效益比非常好，以8.70亿美元的执行成本换来了大约120亿~780亿美元的年收益，还避免了近1万人过早死亡以及超过1.45万人患慢性支气管炎的风险。

我们有理由相信，国会将依赖征收碳税或者更可能依赖于“酸沉降模式”

，通过经济激励机制降低温室气体的总排放量。

的确，人们对于创建一个对温室气体排放施加限额的市场给予了极大关注。

这一制度最主要的优势在于能使公司自愿去降低自己的排放量，特别是在贫穷的国家，那里的公司的确需要这样的排放许可，它们也许愿意用这样一种排放许可换得现金收益。

如何改善信息反馈质量？

尽管我们认为，处理环保问题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调整成本（即我们所说的“培育动机”

），但我们也看到这一点很难获得政治上的认可。

一方面是选举人抱怨油价偏高，而另一方面则是政治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提价方案。

其原因在于，污染成本是隐性的，而加油站里显示的价格却是看得见的。

因此我们建议，在将油价调整到合适的水平（或者说等待某些政治措施将这一价格调整到合适水平）的同时，我们应当采取一些助推措施，比如努力通过更合适的政治方式降低问题的严重程度。

一种有很大自由度的重要方式是通过获得信息和公开信息的更好的手段改善对消费者的反馈。

这一做法可以改进市场和政府的运作机制，并且比国家法律体系所惯用的命令和控制方式成本更低、更易于被人们接受。

当然，许多环保主义者都担心，信息公开本身并不会起到多大的作用。

这也许是对的，但信息有时能够产生令人惊讶的力量。

信息公开产生的正面效应

关于吸烟危害的强制性信息最早发布于1965年，并于1969年和1984年分别进行了改进，它可能是信息公开政策中人们最熟悉的一个例子。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在执行一种做法，即要求给医药产品贴上危险标签。

美国环保署对于农药和石棉产品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

在造成臭氧层稀薄的化学品进入市场之前，这类化学品都必须配有相关的警告标志。

美国国会要求含糖精的产品也要加上警告标志。

即便在不喜欢循规蹈矩的里根总统时代，美国职业与安全健康署也制定了《危害通识标准》。

所有雇主都必须遵守一项危险通识程序（包括进行员工培训），并将有关潜在风险告知员工。

《危害通识标准》大大降低了工作场所的危险程度，并且它丝毫没有要求雇主们对其经营做出任何改变。

一些信息公开法令的颁布是出于政治上而不是市场上的考虑，它不是向消费者给出决策反馈，而是向选举人及他们的代表提供信息。

这类法令中最有名的是1972年颁布的《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

这一法案的主要目的是使政府能在一些将对环境造成重大影响的项目上马之前编写和公开有关的环境信息。

公开的目的是为了启动政治保护，这一政治保护来自政府对于环境将遭受的影响的判断以及知情民众的外部压力。

这一法案背后的考虑是，如果民众被激怒，那么政府便会采取一定的措施治理环境问题，然而如果民众对此不闻不问，那么政府即使不作为也无可厚非。

关于要求信息公开的一个成功案例是《应急计划和社区知情权法》，这一法案是美国国会于1986年在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之后颁布的。

这一法案最初并不寄希望于为环保事业做多大贡献，只是作为一项辅助环保署记录信息的措施。

然而事实证明，这一法案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实际上，在所有的环保法律中，《毒性物质释放清册》在信息公开方面的成功可能是最无可争议的了。

为了建立《毒性物质释放清册》，公司和个人必须将已储存或已向环境释放的有潜在危险的化学品数量汇报给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