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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琳达问题的社会效应（第2页）

在两种情况下，“积极参与女权主义的银行出纳”

都比“银行出纳”

的排序要靠前。

然后我们运用受试者组内设计（within-subject）对此项实验作了更深入的研究。

我们设计了你此前看到的那份调查问卷，其中“银行出纳”

排在第六位，“女权主义银行出纳”

位于最末。

我们相信受试者会注意到两个结果之间的关系，而且他们的排列也应该会符合逻辑。

事实上，我们对此非常有把握，不必再专门做个实验来证实这个想法。

我的助手当时正在实验室里做另一项实验，她让受试者一边在报酬表上签名（临走前要领报酬），一边完成这项关于琳达的问卷。

后来我随意一瞥，看到助手书桌上的文件盒里已经放了10份调查问卷了，而且所有的受试者都认为（琳达是）“积极参与女权主义的银行出纳”

比“银行出纳”

的可能性更大。

当时我太惊讶了，因为自己有了一个重大发现，因此我至今对那张灰色金属质地的书桌以及当时每张表的位置仍记忆犹新。

当时我兴奋极了，赶紧给阿莫斯打电话，告诉他我们有了重大发现：我们让逻辑与典型性互相竞争，结果典型性赢了！

我们还观察到系统2的一个缺点：既然两种结果都包含在同一列表中，受试者就有很大机会发现逻辑规则中的关联性，但他们却没有把握好这次机会。

当我们把实验的规模扩大时，发现样本中89%的研究生都违背了概率的逻辑。

我们相信，从统计学角度作出复杂应答的受试者表现会更好些，因此我们给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决策科学项目的博士生发了同样的调查问卷，所有的博士生都学过概率论、统计学和决策论等学科的高级课程。

我们又一次惊奇地发现：85%的博士生也认为（琳达是）“积极参与女权主义的银行出纳”

比“银行出纳”

的可能性更大。

为了消除这个错误—后来我们认为“这个希望越来越渺茫”

—我们让很多人了解琳达，并且问了他们下面这个简单的问题：

下面两种情况哪种可能性更大？

琳达是银行出纳。

琳达是银行出纳，同时她还积极参与女权运动。

这个直截了当的问题使琳达这个人物在某些领域中小有名气，也引起了数年的争议。

几所重点大学中85%~90%的大学生选择了第二个选项，这一选择有悖逻辑，但却没有人因此感到羞耻。

我曾经有些愤怒地问自己教的那些大学本科生：“难道你们没有注意到自己违背了基本的逻辑原则吗？”

当时后排有些学生大喊：“那又怎样？”

还有个犯了同样错误的毕业生解释道：“我还以为你只不过是问问我的看法罢了。”

通常，当人们没能运用明显相关的逻辑原则时，就会出现“谬误”

。

阿莫斯和我引入了“合取谬误”

（conjunctionfallaly）这个想法，通过直接比较，人们总会认为两个事件（在此即为银行出纳和女权主义者）的联合出现比只出现其中一件事（银行出纳）的可能性要大，此时就出现了合取谬误。

正如缪勒·里亚的错觉图所示，即使你对谬误有了真切的了解，也仍然难以避免这种错误。

生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JayGould）曾描述他自己在琳达问题上的纠结反应。

他当然知道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然而他还是写道：“我脑中有个小人，跳上跳下的，还对着我喊：”

她不可能只是个银行出纳，看看那描述就知道了。

‘“这个喋喋不休的小人当然就是古尔德的系统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