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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第3页）

经济人不会受启发式、眼见即为事实、窄框架、内部意见或偏好逆转的影响，但人类却无法避免这些影响。

将理性定义为一致性是会受到限制的。

理性要求人们遵守逻辑原则，但我们有限的大脑却不能够实现这一点。

从这个定义来看，通情达理的人并不一定就是理性的人，但也不能因此就被认为是非理性的。

“非理性”

是一个较重的词，包含了冲动、感情用事以及对合理辩护的顽强抵抗等含义。

当我与阿莫斯的研究成果被认为证明了人类的选择是非理性的时候，我总想要退缩。

因为事实上，我们的研究仅仅表明了人类不应该被描述为处于理性代理模式中。

尽管人类不是非理性的，人类仍然时常需要帮助才能作出更准确的判断和更好的决策。

有时，相应的政策和机构就能够提供这种帮助。

这样说虽然没什么不对，但实际上却颇具争议。

正如比较权威的芝加哥学院派解读的那样，对人类理性的信心和防止人们作出错误选择是没必要甚至不道德的这一观念联系紧密。

理性的人应该是自由的，他们应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米尔顿·弗里德曼是芝加哥学院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其主要观点在他的一本畅销书的标题上得到了体现—《自由选择》（FreetoChoose）。

经济人是理性的这一设想为用自由主义的方法制定公共政策的观点提供了思想基础：不要干涉个人选择的权利，除非这些选择对他人有害。

将物品分配给愿意付钱最多的人是市场效率的体现，对市场效率的赞叹是对自由主义政策的支持。

有一篇《理性成瘾理论》支持芝加哥学院派的这一观点，它解释了对强烈且即时满足有极度偏好的理性代理人会做出理性的决策，把对未来的沉迷当做一个结果。

加里·贝克尔是这篇文章的作者之一，也是芝加哥学院派中的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

他曾以轻松但不失严肃的口吻说过，我们应该考虑通过某种信念，即人们能很快找到治愈糖尿病的方法，来解释所谓的肥胖流行病的病因。

他提出了一个有价值的观点：当我们观察那些行为看似怪异的人时，应该考虑到一种可能—他们这样做有合理的理由。

只有当理由变得不合理时，才会引发心理学上的解释。

其中，贝克尔对于肥胖症的解释可能就是不合理的。

在经济人的国度里，政府应该让经济人在对他人不造成危害的前提下自己作选择，不横加干涉。

如果骑摩托车的人选择不戴头盔，那么自由主义者就会认为这是他的权利，并支持他这么做。

无论是决定不存养老金还是选择吸食毒品，公民们都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

不过，往往难以界定这种情况：没有存够养老金的老年人并不会比在餐厅吃完大餐后抱怨价格太高的人得到更多怜悯。

因此，在芝加哥学院派与行为经济学家的辩论中，有许多理论都是相互矛盾的。

行为经济学家抵制极端的理性代理人模式。

辩论的所有参与者都认为自由不是争辩而来的价值。

但是相比人类理性的真正信徒，生活对于行为经济学家来说更加复杂。

没有行为经济学家会赞同强迫市民均衡膳食，以及只看有益电视节目的规定。

然而，对于行为经济学家来说，自由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做了不明智决策的个人以及认为有义务帮助这些人的社会都需要付出代价。

因此，该不该帮助个人避免错误的决策就成为了行为经济学家的两难。

芝加哥学院派的经济学家们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理性代理人不会犯错。

对于这个学派的人来说，自由是免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