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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6章 西安事变 国共合作的关键契机（第2页）

她们深入前线慰问士兵，鼓舞士气，还发起募捐活动，为军队筹集资金和物资，展现出了坚定的抗日决心和伟大的爱国情怀。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便始终坚定地站在抗日的最前沿。

1933年1月，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明确表示愿意在停止进攻红军、保证人民民主权利和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携手共同抗日。

这一宣言犹如黑暗中的一盏明灯，为全国人民指明了抗日的方向。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召开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策略方针。

会议强调，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

此后，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与各界爱国人士建立联系，宣传抗日主张。

张学良的东北军，因“九一八事变”

被迫背井离乡，撤离东北。

1935年，东北军被调往西北执行“剿共”

任务。

在劳山战役中，东北军第110师师长何立中轻敌冒进，陷入红军的埋伏圈，经过激烈战斗，该师几乎全军覆没，何立中也在战斗中毙命。

榆林桥战役中，东北军第107师第619团及620团1个营同样遭遇红军重创，团长高福源被俘。

这些被俘将领在红军中受到了优待，红军战士们不仅没有虐待他们，反而与他们促膝长谈，耐心地向他们宣传抗日主张。

高福源深受触动，他主动要求返回东北军，向张学良传达红军希望联合抗日的诚意。

张学良听了高福源的汇报后，深受感动，开始重新思考东北军的未来和抗日的问题，与红军的接触也日益增多，思想逐渐发生转变。

他意识到，继续“剿共”

不仅无法收复东北失地，还会让东北军在无谓的内战中消耗殆尽，只有与红军合作，共同抗日，才是东北军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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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虎城的西北军，长期遭受蒋介石的排挤和打压。

1933年，杨虎城大力支持冯玉祥、吉鸿昌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积极抗击日军。

在同盟军的战斗中，西北军的部分将士也参与其中，与其他抗日力量并肩作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1935年，中共与杨虎城建立了秘密联系，双方通过各种渠道进行沟通和交流。

中共代表向杨虎城详细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杨虎城深感认同，双方的合作逐渐加深。

他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才能挽救民族危亡，同时也能为西北军的发展找到新的方向。

1936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进一步加剧，国内的抗日呼声愈发高涨。

张学良多次怀着赤诚之心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抵达西安，张学良当面痛陈抗日主张，言辞恳切地说道：“国难当头，东北沦陷，华北危急，若再继续内战，国家将亡于日寇之手，恳请委员长改变政策，团结抗日。”

然而，蒋介石却不为所动，严厉斥责张学良，称其想法幼稚，坚持“剿共”

为首要任务。

11月，傅作义在绥远地区奋起抗击日军，取得了振奋人心的百灵庙大捷。

这一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民众的抗日热情，各地纷纷掀起援绥抗战热潮。

张学良抓住这个机会，再次请求蒋介石开赴绥远抗战，他激动地表示：“傅作义将军在前线奋勇杀敌，全国民众都在支持抗战，东北军将士也渴望能奔赴抗日前线，收复失地，恳请委员长批准。”

但蒋介石依旧拒绝了张学良的请求，这让张学良深感失望和无奈。

12月4日，蒋介石亲自来到西安，再次逼迫张学良、杨虎城进攻红军。

张学良、杨虎城多次苦谏，甚至声泪俱下，陈述抗日的紧迫性和内战的危害，但蒋介石却固执己见，不为所动。

在多次劝谏无果后，张学良、杨虎城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毅然决定发动“兵谏”

。

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卫队营在临潼华清池展开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