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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6章 西安事变 国共合作的关键契机（第3页）

当时，蒋介石居住在华清池五间厅，卫队营在孙铭九的带领下，迅速包围了华清池。

蒋介石的侍卫们进行了抵抗，但在卫队营的勇猛攻击下，很快被击溃。

蒋介石听到枪声后，惊慌失措，来不及穿上外衣，只穿着睡衣就翻墙逃跑。

他在骊山山腰的虎斑石附近躲藏起来，最终被卫队营士兵发现。

与此同时，杨虎城部队在西安城内迅速行动，解除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武装，成功囚禁了陈诚、卫立煌等国民党军政要员。

西安事变爆发后，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各方反应不一。

苏联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考虑，担心日本扩大侵略会对自身安全构成威胁。

同时，他们对事变的背景和原因缺乏全面了解，错误地认为事变是张学良受日本和汪精卫的挑唆，企图破坏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因此对西安事变表示反对，并在国际舆论上发表了相关的观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际社会对西安事变的看法。

英美等国则有着不同的考量。

他们在华拥有巨大的经济利益，担心日本独占中国会损害自身利益。

因此，他们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事变，维持蒋介石的统治地位，以便中国能够在抗日问题上发挥作用，从而遏制日本在华势力的过度扩张。

美国政府通过外交渠道表达了对和平解决事变的期望，英国也在国际上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通过谈判解决争端。

在国内，国民党内部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妄图借此机会置蒋介石于死地，然后取而代之，进而与日本妥协。

12月16日，何应钦迫不及待地就任“讨逆军”

总司令，迅速下令刘峙、顾祝同率领东西两路集团军气势汹汹地向西安推进，还计划对西安进行轰炸。

他们的行为并非出于对蒋介石的忠诚，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政治野心，这种行径无疑是将国家推向更深的内战深渊。

而以宋美龄、宋子文为首的亲英美派，深知蒋介石在维持国民党统治和与英美关系中的重要性，同时也认识到内战只会让日本坐收渔利，因此积极奔走，寻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途径。

宋美龄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前往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及中共代表进行谈判。

她在谈判中展现出了坚定的决心和智慧，一方面向张学良、杨虎城表达了和平解决的诚意，另一方面也为蒋介石的安全和未来的合作进行了积极的沟通。

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以高瞻远瞩的政治眼光和博大胸怀，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12月17日，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抵达西安。

一下飞机，周恩来就马不停蹄地与张学良、杨虎城进行了深入的会谈。

在会谈中，周恩来详细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指出当前日本侵略加剧，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西安事变虽然扣押了蒋介石，但如果处理不当，引发新的内战，只会让日本侵略者更加嚣张，国家和民族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他强调，事变的目的是为了抗日，若能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仅可以挽救民族危亡，也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前途极为有利。

周恩来的分析入情入理，让张学良、杨虎城深表赞同，坚定了他们和平解决事变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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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2日，宋美龄、宋子文等人抵达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及中共代表周恩来正式展开谈判。

周恩来在谈判中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六项主张：一是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以避免冲突进一步升级；二是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吸纳抗日分子，确保政府能够真正领导全国抗日；三是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让全国人民能够在民主自由的环境中共同参与抗日；四是停止“剿共”

，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实现全国抗日力量的大团结；五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共同商讨抗日救亡的大计；六是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争取国际支持。

经过两天紧张而艰苦的谈判，蒋介石在各方压力下，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日的条件。

这些条件包括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吸纳抗日分子进入政府，以改变政府的抗日态度和政策；释放上海爱国领袖以及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激发全国人民的抗日积极性；停止“剿共”

政策，联合红军共同抗日，实现国内抗日力量的整合；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的具体方针和策略；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争取国际援助和支持。

12月25日，张学良为了向蒋介石表明抗日的诚意，同时也出于对蒋介石的信任，亲自陪同蒋介石返回南京。

然而，蒋介石一到南京，便背信弃义，公然违背承诺，将张学良扣押。

随后，蒋介石对东北军进行了分化瓦解，削弱了东北军的力量。

1937年4月，杨虎城被迫出国考察，离开了他为之奋斗多年的部队和土地。

1937年11月，杨虎城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回国，希望能够继续为抗日事业贡献力量。

但他刚一回国，就被蒋介石秘密囚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