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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妇女生活（第11页）

在传统中国，一般都将女子的“德性”

放在妇女教育的首位，并将其当作妇女立身的根本。

但从一个闺房女子，变成一个“相夫教子”

的“人妇”

，女红之学也是必须学习的内容。

坐在榻上、臂枕书上的闺房女子

所谓女红，事实上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妇女所必须具备的“女事”

，如纺织、缝纫、刺绣等技艺；二是“主中馈”

，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要下得了厨房。

在明代的女教书中，对女红之事也相当重视。

如前面提到的贺钦在自己家庭妇女教育的内容中，就要求妇女“务纺织以勤”

。

又如赵南星在《女儿经注》一书中，开篇就先说明“四德”

的内涵，将“女红”

当作四德之一。

如他认为，“功是女子的功夫，纺绩缝抽、做茶打饭，务要用心，干净齐整”

。

而他所列女子修身的要目中，也有“精五饭”

一目，说明也将妇女“主中馈”

立为妇女修身的科目之一。

从上可知，在礼教的束缚下，明代妇女大多是足不出户，生活极其单调乏味。

为保持仪态的雍容，她们必须做到：说话须安详沉重，不可繁琐、粗暴，甚至高大、花巧；性情，必须慈悲宽大；至于女容，更须精神不露，意态深沉，不可轻薄，学成聪明、轻佻的样子。

为了操持家务，她们一生基本不外乎主厨、纺织及教子三个方面的活动。

而对待自己，则必须勤俭持家，即所谓的“女德尚俭”

，衣服、佩饰、饮食等，崇尚雅素之风，耻奢华之尚。

与明代社会风尚的变化相适应，大概自明代中期以后，一直到明末，妇女的生活及其风尚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晚明大量的女教书的涌现，一方面说明了明代妇女教育的发达，另一方面也是妇女在社会生活方面突破传统以后在著述上的一种侧面反映。

换言之，因为妇女在实际生活中，并非完全按照这些妇女规范生活、活动，故才导致大量女教书的出现，以便对妇女生活及其行为进行新的规范。

吕坤的记载，就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晚明妇女生活及其行为方式方面所出现的新动向。

引述如下：

自世教衰，而闺门中人竟弃之礼法之外矣。

生闾阎内，惯听鄙俚之言；在富贵之家，恣长骄奢之性。

首满金珠，体满縠罗，态学轻薄，语习儇巧，而口无良言，身无善行。

舅姑妯娌，不传贤孝之名，乡党亲戚，但闻顽悍之恶，则不教之故。

乃高之者，弄柔翰、逞骚才，以夸浮士；卑之者，拨俗弦，歌艳语，近于倡家，则邪教之流也。

这无疑是当时妇女生活的实录。

但这种情况的出现，显然也与家庭的女教逐渐流于形式有关。

换言之，在妇女中出现一些传统礼教所谓的“出丑败坏的事”

，其实就是家教不严所致。

在晚明的一些大家族里，男女也不再有别，而是混淆，全无别嫌明微的道理，甚至一些妇女还抛头露面，恬不知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