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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商业化与世俗化（第11页）

他认为，在填词曲时，语入紧要之处，决不能着一毫脂粉气，“越俗、越家常，越警醒”

；如果刻意作一些打扮，就好像一个婆婆还作新妇一样，缺少真实性。

而在作曲中散白时，则“尤宜俗宜真，不可着一文字与扭捏一典故事”

。

明季小说、戏曲盛行。

这些原本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却也被一些儒家文人奉为圭桌。

如袁宏道就将《西厢记》、《牡丹亭》、《水浒传》、《金瓶梅》与《左传》、《国语》、《庄子》、《史记》、杜甫之诗、韩柳欧苏之文并称，王思任也将戏曲、小说名家如王实甫、罗贯中、徐渭、汤显祖，与左丘明、司马迁、欧阳修、苏轼等同齐观，认为他们的文字都是“写生”

之文。

正是因为这样的风气广泛流行，同时也是为了使自己的文章更加通俗，便于一般平民百姓的了解，才导致晚明的文人在写作文章时，不时将小说、俚言“阑入文字”

。

换言之，他们写文章并不专门以传统的经、史为出典，而是从小说、俚言中找依据。

如徐渭在《注参同契序》这一篇文章中就云：“譬如陆逊束炬，先攻一营，遂晓破蜀之法，连营七百里，一旦席卷。”

其中所用的就是演义之说，非正史所有。

周亮工《尺牍新钞》卷5载孙豹人《与王贻上书》云：“譬如既生瑜，又生亮，亦天地仅事矣。”

显然也是将《三国演义》中的小说之言，阑入正经的文字中。

金声在明末是一个很正统的理学名家，他在《任澹公文序》一文中说：“既生瑜，何生亮。

故国士曰无双，奇人曰不偶。”

也是用的小说家言。

这无疑就是文学俗化的最好例证。

值得引起注意的是，晚明所撰的“院本”

戏曲，其描写之事，大多是男女私媟之事，而且千篇一律。

这显然是为了适应大众的审美趣味。

这些有关男女私媟之情的戏曲作品，不仅在大庭广众之下搬演，而且进入士大夫家庭中演出，父子、兄弟同观此类剧作，家庭中妇女也不例外，尽管是隔着一层帏帘观看。

至于剧中诸多淫谑亵秽的情节，这些大族人家之人习以为常，看多了也就恬不知愧。

按照传统的观念，文章关乎世运，盛世之文必盛，衰世之文必衰，两者必然合辙。

持这种观念者，反映了这批人身处社会动荡时期，面对文风、士风乃至社会诸方面的改变，只能持一种徒付奈何的悲观态度或心理状态。

晚明学者顾大韶就“文章”

与“世运”

之间的关系，发表了独具真知灼见的看法。

他不否认文章关乎世运，但他认为文章与世运之间不是一种相合的关系，而是文章正好与世运相反。

他身处明末时代，当时所出现的诸如公卿不好士，后进不好学，古雅散佚，俚浅流传，在他看来，并非是衰世的景象，而是“圣主万寿之征，国祚无疆之验”

，

不当慨叹，理当欢庆。

晚明在文学上出现的诸多新现象，顾氏不仅没有看作衰世的象征而大加慨叹，而是将其视若一种盛世下出现的新气象而举额欢庆。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全新的观点，理应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