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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8章（第2页）

如果三次推问审理如初，当依法断案。

太宗将这个意见拿到大理寺详细讨论，要意见。

大理寺给出了法理依据：

根据《刑统》记录，唐代长庆元年（821）十一月五日有&ldo;敕&rdo;，也即唐律的补充法条，罪犯称冤，如果已经三度断结，不再属于重新推定的范围。

以后就按这个法子，只要有过三次推问，就不再受理第四次。

但如果罪犯告发本推官收受贿赂，推问不公平而称冤，则可以继续受理。

如果翻供者所言不属实，除了本犯死刑判定之外，还要加罪一等。

如果官员受贿属实，则官员在本罪外另加一等。

如果囚徒称冤不虚，则第三度推官要在本法判定之外，加等贬责；第二度、第一度推问则按照降等次序处理。

这样，就将重罪案件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处理公正。

大宋的文明，有司法成本。

太宗明白民间疾苦，也明白世风浇漓。

因此，动用法律手段，保障民生之外，也注重风习的文明更化，是他继太祖之后，推演道义天下的方向之一。

《宋史。

刑法志》有一段话评价大宋法制，立论公允。

大意说：宋朝兴立，承接的是五代乱世。

所以太祖太宗时代很用了一些&ldo;重典&rdo;，用来惩治奸恶邪僻的罪犯。

但是每年都亲自审理案件，甄别案情，务求谨慎明断，整体上以忠厚为本。

中原统一之后，礼乐教化越来越兴盛，士人在开始做官时，都要熟悉法律法令。

君王一心以宽大仁政来治理天下，所以尽管立法条文很严，但实际用法却很宽恕。

案件只要有一点疑问，在审核时往往都会得到减免。

观察几代人下来，在这样连续的和平昌盛之际，天下士庶都乐于安生，难于犯法，而天下大治的规模很有传说中夏商周三代的样子。

但是到了神宗元丰年间以来，刑书越来越繁杂，不久奸邪之人又得到了重用，于是，国家刑法政令就有了紊乱。

朝廷南渡之后，大权旁落，州郡的小官员也可以专断刑法，而刑罚的宽大或严厉都在这些人身上。

但是尽管如此，南宋的几代君王都知道&ldo;以爱民为心&rdo;，虽然不免失之于太过于仁慈软弱，但是太祖太宗遗留下来的遗训还没有泯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