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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第2页）

四方面都顾及全了，而手下又有强兵，就没有不能相处的悍将了。

曾氏体悟

曾国藩所处的晚清时代，适逢中国内忧外患，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清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的时代。

要维护清朝封建统治的正常秩序，保国安民，制夷图强，就必须崇奉礼仪，注重法制。

曾国藩的法律思想中既保留了封建的正统法律思想，又有一些洋务派的主张。

曾国藩深受儒家学说的熏陶，认为治国以纲常礼义为先。

因为纲常礼义是&ldo;性&rdo;与&ldo;命&rdo;，即所谓&ldo;以身之所接言，则有君臣父子，即有仁、敬、孝、慈。

其必以仁、敬、孝、慈为则者，性也；其所以纲维乎五伦者，命也&rdo;。

无论是&ldo;三纲&rdo;还是&ldo;五伦&rdo;，都是一种天性天命的礼，谁也不能违背。

曾国藩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ldo;一秉于礼&rdo;。

自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

礼之所以能治国治天下，曾国藩认为礼体现为仁与义，仁、义能使人&ldo;心纯&rdo;，&ldo;心纯&rdo;则贤才辅佐，而贤才辅佐则&ldo;天下治&rdo;。

&ldo;天下治&rdo;是由于仁、义能&ldo;化万民&rdo;。

同时指出，如以仁、义治天下，必然会出现&ldo;仁政&rdo;，并将&ldo;仁政&rdo;视为治理国家的规矩和准绳。

礼和仁义的集中表现是纲常伦理。

曾国藩认为，&ldo;三纲之道&rdo;是&ldo;地维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rdo;的天经地义，君臣父子上下尊卑，不可倒置。

为了维护纲常伦理、实行仁政、修身齐家、泽民和物，首先是礼而不是法，即所谓&ldo;治国以礼为本，不当以赏罚为先&rdo;。

曾国藩虽主张&ldo;治国以礼为本&rdo;，强调肇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ldo;以礼自治&rdo;和&ldo;以礼治人&rdo;，把礼看作统治权术不可须臾离开的法宝，但他又认为，要天下真正大治，也离不开法制。

为此，他极力赞赏周敦颐的法制观：&ldo;圣人之法天，以政养民，肃之以刑。

民之盛也，欲动情性，利害相攻，不止则贼灭无论焉。

故得刑以治情伪微暖&rdo;。

他甚至将唐虞以后的五刑称为&ldo;不易之典&rdo;。

曾国藩主张立法执法必须严肃认真，认为立法是必要的，立了法就一定要认真执行。

他说，凡立一法，出一令，期在必行；若待而不行，尔后更改，则不如不轻议法令为好。

他强调执法必须从严，但并非漫无条律，而是要&ldo;以精微之意，行吾威厉之事，期于死者无怨，生者知警，而后寸心乃安&rdo;。

为此，他提出了以下重要意见和措施：

第一，重视执法人员的品格才能。

有公允的执法者是实现&ldo;赏一人而天下劝，刑一人而天下惩&rdo;的良好的执法局面的前提。

曾国藩认为，如果执法者&ldo;心不公明，则虽有良法百条，行之全失本意。

心诚公明，则法所未备者，临时可增新法，以期便民&rdo;。

曾氏重视在执法中强调人的作用，认为法执行得如何，完全在于人是否熟悉法以及能否公允地运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