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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设计中的错误（第10页）

卡普兰知道多丽丝得了肝癌，不过德雷夫斯没提过。

当然，他也没有把自己和多丽丝的约定告诉任何人。

1972年的一个晚上，多丽丝穿上了最好的晚礼服，德雷夫斯穿上了定制的棕色燕尾服。

他们带着一瓶香槟和两个酒杯，走进车库里的棕色梅赛德斯，就像要去参加聚会。

他们发动汽车，打开香槟，举杯，细细品味，然后悄然入睡，再也没有醒来。

德雷夫斯离开了，离开了这个越来越不需要他的世界。

史蒂文斯首次界定了心理物理学，阿尔方斯·查帕尼斯创立了人体工程学，在这之后的70年里，这些学科不断演变、发展、分化，有了新的名字，应用于新的领域。

这就有了后来的“人因工程”

“人机交互”

，当然还有“认知心理学”

。

20世纪70年代末，唐纳德·诺曼受命研究三里岛事故，从此成为认知心理学领域的主导人物。

这些学科背后的理念缔造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用户体验设计。

唐纳德·诺曼用这个术语来指代一种思维转变，即从设计对象转向其周围的人和物。

德雷夫斯觉察到这种新范式背后隐藏的东西：我们生活中的产品在设计过程中，必须考虑到我们的局限性、弱点和错误，能够为我们服务，否则我们就不会感到满足。

看到人类本来的样子，而不是他们该有的样子，这是20世纪一项伟大的意识转变，然而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这种世界观对启蒙运动时期人们坚信的“人类的推理无懈可击”

观点进行了赤裸裸的驳斥，让我们不再认为人类的思维运作能像钟表齿轮一样精密。

相反，我们将思维视作一个奇妙的装置，我们非常欣赏它，但也会常常误解它的内部运作。

在这个时代里，“用户友好”

一词首次出现，行为经济学也同时诞生，这并非偶然。

直到20世纪70年代，行为经济学领域才出现了一系列震撼人心的研究，证实了我们的思维有多么浅显，我们在理解世界的征途上走了多少捷径。

用户友好也好，行为经济学也罢，二者最重要的共同之处就在于，承认我们的思维永远是不完美的，正是这种不完美造就了真正的我们。

由于接纳了人类的局限性，我们也逐渐认识到，机器要为人服务。

唐纳德·诺曼在其早期文章中曾多次提到阿莫斯·特沃斯基和丹尼尔·卡尼曼的开创性著作，该著作为行为经济学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现代神经学研究发现，我们的大脑也并非像钟表那样，各个部分功能齐备。

相反，它是由很多独立单位经过进化和适应拼凑在一起而形成的。

20世纪80年代，人类被视为其所有弱点的总和，这一点也不奇怪。

用户友好只是我们周围的事物和我们的行为方式之间的相互契合而已。

我们或许以为用户友好的世界就是创造用户友好的东西，而事实上，设计并不仅限于人工产品。

就像我的搭档罗伯特·法布里坎特说的那样，这取决于我们的行为模式。

在新产品的设计过程中，所有的细微差别都可以归结为两种基本策略：一是找出导致我们痛苦的原因并努力消除它；二是强化新产品的优势，使其简单易用，成为我们的第二天性。

制作新产品，最可靠的材料不是铝或者碳纤维，而是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