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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从预试验到持续监测（第6页）

简单的回答是：要有信心，要有信心（这听起来像伟哥的口号），85%的肯定和99%的肯定是有区别的，决策者应该知道自己有多大信心。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需要记录失败。

在科学领域，研究结果主要通过同行评阅的期刊传播，所以存在一个“发表偏差”

的概念：你从来没有听说得到了“临界结果”

的研究，因为它们不会被发表。

事实上，有很多研究确实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没能被发表，仅仅是因为它们被认为缺乏新意，期刊只有有所选择，才能有所回报。

发表偏差在商业领域更严重，我们不仅不谈论“临界结果”

或“无资金支持的干预”

，也不谈论“方向相反的结果”

。

在科学领域，如果你偶然发现一些公认的现象无法被复制，或者你的实验得出相反的结果，你是可以将此发现或结果发表的。

但是在商业领域，缺乏有力的证据、结果相反的干预和无资金支持都被视为失败，商业领域的基本规则是：不谈论失败。

当谈到干预设计过程时，请忘记上述规则。

如果一个大规模试验非常清楚地显示，流感疫苗信件确实不奏效，或者我们不确定它是否奏效，那么这个试验是有价值的，应该把它和干预设计过程里的所有其他细节一起存档。

不管每次的结果是好的，是坏的，还是不好不坏的，都要对其进行记录。

想象一下，如果必应学校版不成功，那么我会灰溜溜地离开微软。

就像“至尊魔戒”

（我无法抗拒霍比特人的笑话）一样，时间会流逝，我的努力会被遗忘。

也就是说，以后其他人会重做我们所做的研究。

通过记录“我们不确定”

或者“我们相信我们做错了”

，我们创造了一个可追溯的历史，它对未来的干预研究是一笔财富。

这就是要表达信心的原因。

剩下的内容很简单：描述干预和干预产生的行为，以及是否值得干预，权衡付出和收获的关系。

语言表述清晰并不意味着大规模试验会很容易，权衡“资源”

和“需求”

是成败的关键。

当我们通过干预设计过程推动这些需求，在付出和收获关系明晰的领域实施干预措施，决定优先资助哪些措施时，不仅仅要考虑措施由谁实施和如何被实施。

尽管决定进行大规模试验很艰难，但是不能放弃，因为还有一个基本事实：即使是规模干预有一天也会不起作用的。

要知道这些干预措施何时奏效，何时该修改或终止干预措施，唯一的方法是持续监控。

这又是一次验证，需要持续验证一项干预措施乃至整个干预措施组合的运行效果。

这很重要，原因有二，且均与一个事实相关：行为科学家认为人们的认知注意力有限。

作为一个三岁孩子的父亲，我的精力正在减退，而不是在增长。

大脑在任何时候都只能处理有限的事情，即使把很多事从积极思维中转移，交给大脑的无意识思维来处理，认知注意力最终还是会被用尽的。

每一次干预不管有多小，都会消耗研究者们有限的认知注意力。

这样就会产生“食人鱼效应”

。

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者会逐步建立针对同一目标行为的各种干预措施，例如一组戒烟的干预措施。

因为适合所有人的干预措施几乎不存在，研究者必须不断创造新的干预措施。

如果把所有关于戒烟的学术论文加起来，你就会发现总的效应量巨大无比，这似乎意味着如果把所有干预层层叠加，每个吸烟者都会戒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