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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境威力法则I 戈茨案和纽约犯罪潮（第7页）

他跑出车站，他们追了出来，抢他手里的电子设备，打他，把他往厚玻璃门上撞，致使他胸部受到永久性损伤。

在一位下了班的清洁工人的帮助下，戈茨制伏了其中一个人。

但是，这次经历加深了他的痛苦。

他不得不花6个小时跟警察说明情况，而袭击他的人在2个小时之后就被释放了，最后的判决不过是轻罪而已。

他申请持枪许可证，然后遭到了拒绝。

1984年9月，他的父亲去世。

3个月以后，他坐在了那4个黑人青年旁边，于是发生了那起枪击事件。

概括来说，这个人对权力的理解出了问题，他强烈地感到城市管理机构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他刚刚又成为被侮辱的对象。

莉莲·鲁宾是戈茨传记的作者，她写道：“戈茨选择住在第十四大街绝不是偶然的。

对于他来说，那样的生活环境有一种诱惑力。

正是周围糟糕的治安和令人不适的环境，为他内心的怨懑提供了一个可以理解的发泄目标。

只要把怨懑对准外界，他就无须应付内心的苦恼了。

他咒骂及抱怨垃圾、噪声、酗酒、犯罪，以及毒贩和瘾君子，这完全符合常理。”

关于戈茨的子弹，鲁宾得出的结论是：“与其说是对准现在，不如说是对着从前的一切。”

这样去看待地铁2号线列车枪击案，你会觉得那是不可避免的——几个流氓碰上了一个显然有心理问题的人。

枪击事件发生在地铁上似乎是偶然的，因为即使是在餐馆里，戈茨也会朝他们几个开枪。

我们用以解释罪犯行为的理论遵循相同的逻辑。

精神病学家把犯罪者称作心理发育有障碍的人，他们与父母的关系是病态的，因而他们缺乏行为榜样。

近年来也有少数研究文献认为是基因使得某些人表现犯罪的倾向。

比较通俗的解释来自保守派所著的许多作品，他们认为犯罪是道德沦丧的后果，社会、学校和父母都不再注重培养孩子的是非观。

以上各理论归结起来，我们基本上可以把罪犯看作一种人格类型，具有这种人格的人对正常社会规范认识不清。

心理发育有障碍的人不懂得如何与他人保持健康关系，当正常人可以保持冷静的时候，基因中含有暴力倾向的人则有可能失去理智。

不会分辨是非的人对于哪些行为适宜、哪些行为不适宜茫然无知。

那些生于贫困家庭、无父无母或在遭受种族歧视折磨的生活环境中长大的人，不会像在健康的中产阶级家庭里长大的孩子那样懂得遵守社会规范。

在这个意义上，戈茨与地铁上的那几个恶棍都是他们自己不良世界的囚徒。

破窗理论和环境威力法则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它们揭示的原因恰好是相反的。

这两种理论认为，罪犯根本不是出于本能行事，或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的，而是对自己周围的环境非常敏感，对各种暗示非常警觉，总是按照自己对周围世界的感知，并在身边事物的触动下萌发犯罪念头。

这可真是偏激得令人难以置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根本不可信。

还有更极端的一面，环境威力法则属于环境决定论。

它认为人的行为是社会环境作用的结果，但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环境决定论。

早在20世纪60年代，自由主义者提过一个相似的论点，但是他们在谈论环境的重要性时指的是基本社会因素的重要性：他们认为犯罪是由社会不公、经济结构失衡、失业、种族歧视、数十年的制度和社会忽略等因素造成的，因此，要消灭犯罪就必须采取大动作。

环境威力法则却认为，小事不能忽略，地铁上戈茨和4个黑人青年之间的冲突和冲突的了结方式，与戈茨混乱的心理病态及4个黑人的贫困状况和成长背景都没有多大关系，但与地铁里的乱涂乱画和入口处的无序现象有绝对的关系。

环境威力法则还认为，要制止犯罪，无须先解决大问题，你只需要清洗掉那些涂鸦，拘捕那些逃票者即可。

遏制犯罪现象盛行的转折点既简单又直接，就像巴尔的摩市梅毒疫情暴发和暇步士鞋风行的引爆点一样。

这就是我说环境威力法则是一个偏激理论的原因，像朱利安尼和布拉顿，他们可算不上保守，在对待犯罪的问题上他们其实代表了极端自由主义的立场，而此问题程度之深已经让人难以接受。

怎么能说戈茨的内心体验和经历与他的犯罪行为毫无关系呢？如果真的没有关系，那么枪击事实又为什么如此让人难以理解呢？

人类的“减压阀”

在第2章，我探讨了为什么马克·阿尔珀特那类人在口头信息传播浪潮中举足轻重。

我曾提到两条似乎违反直觉的论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