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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章（第2页）

这也是许多时人爱用的时代分段。

梁启超、蒋维乔、钱穆、龙榆生等人的学术史、思想史以及诗词选本，也都动辄冠以“三百年”

。

这就说明，不管自觉不自觉，时人有意无意间已感到思想学术的“世风”

已到该做总结的时候了（很有意思的对比是，讨论政治军事的则常用“近百年”

“近三十年”

这样的时代分段）。

王国维说，清代学术一共经历了“三变”

：“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

他又说：“道、咸以降之学乃（上述）二派之合而稍偏至者，其开创者仍当于二派中求之。”

[29]余英时师引用此语后说：“这一深刻的观察和典范说完全相符。

顾炎武是清学典范的建立者，故其学‘大’，戴震、钱大昕是这一典范的完成者，故其学‘精’，道、咸以降则‘变异’愈来愈多，典范已不得不时加调整，故其学‘新’。”

简言之，“清代三百年的考证学到了‘五四’前夕恰好碰到了‘革命’的关头。”

晚清学术的大趋势，就是胡适所谓“‘正统’的崩坏，‘异军’的复活”

。

这其实也是清代学术内在的发展所逼出来的。

清初顾炎武等人既然提倡“回向原典”

，经学研究上“训诂明而后义理明”

的典范就无可避免地要引申到子学研究上去。

因为以先秦古籍的校勘、训诂和考订而言，群经以后便是诸子了。

清代的考证就是最初集中在经学，旁及史学，后来再发展到诸子之学。

缪钺先生在《汪容甫诞生二百年纪念》一文中论汪中的话说：“容甫治诸子，独能不囿于传统之见，而与以新估价。”

因为汪中已见到，“自儒者言之，孔子之尊，固生民以来所未有矣，自墨子言之，则孔子，鲁之大夫也，而墨子，宋之大夫也，其位相埒，其年又相近，其操术不同，而立言务以求胜，此在诸子百家，莫不如是。”

余英时师引用这段话后指出，汪中能从墨子的观点去看孔子，证明考证学的内在理路已逐步逼出一种“平等的眼光”

。

晚清以来章炳麟、梁启超提倡诸子学也更明显地表现出这种倾向。

不过，从汪中到梁启超的“平等的眼光”

既然是逼出来的，其基本上仍然是无意识的。

[30]

但是，随着考据范围的逸出儒家经典，越来越多的“意外发现”

使得最初的“明经见道”

这一假定出现了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