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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章（第3页）

这种危机其实也就是孔恩所谓“技术崩溃”

（technicalbreakdown）：不符合典范所期待的变异现象不断地出现了。

新发现的文献证据不但不再能支持原有的基本假定，反而动摇了这个假定。

从这一角度看，晚清今文学派的兴起虽然背景很复杂，但也显然是对于考证学典范进行一次重大的修正。

由于乾嘉以后支离破碎的训诂已不足以明义理，今文学家便提倡从《春秋》与《论语》直接寻求孔子的“微言大义”

。

同理，清代考据学的兴起固然有为实现“经学即理学”

的意思，但到乾嘉考据学垄断中国学术界时，理学早已退到较边缘的地位。

也只是到了咸同时期，理学才略有复苏。

宋学的影响虽不能与今文经学比，但欲在“明义理”

方面修正专讲考据的汉学，却是一致的。

早期起来的今文家魏源本身又是理学家，最能体现两方面的共同。

而且两者也都不同程度地带有“异军”

的意味。

“异军”

的复活正是典范危机的表征。

但这些“异军”

不但依然接受考证学的基本前提，而且也不否定考证学的方法。

所以余英时师说，道咸以降之学虽然“新”

，他们“并没有建立新的典范；他们的工作基本上仍是调整旧的典范。

下及康有为，也依然徘徊在旧典范之下”

。

尽管他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的内容和方法都已逸出了经学考证的典范，却仍是以经学考证的面貌出现的。

乾嘉以来的考据虽一直辨伪疑古，但其并不以疑为出发点，是为“明经”

而怀疑或自然而然地达到怀疑一步。

而且其怀疑也是有限度的。

“在基本‘典范’没有改变之前，康有为也只能怀疑‘伪经’，而不敢再进一步疑他所信的今文‘真经’。

这和崔述对古史的怀疑到六经而止步先后如出一辙。”

这就可以看到“典范”

的限制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