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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第3页）

我们终于到了北大的红楼。

我暂时被安排在这里住下。

按北大当时的规定，国外归来的留学生，不管拿到什么学位，最高只能定为副教授。

清华大学没有副教授这个职称，与之相当的是专任讲师。

至少要等上几年，看你的教书成绩和学术水平，如够格，即升为正教授。

我能进入北大，已感莫大光荣，焉敢再巴蛇吞象有什么非分之想!第二天，我以副教授的身份晋谒汤用彤先生。

汤先生是佛学大师。

他的那一部巨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集义理、词章、考据于一体，蜚声宇内，至今仍是此道楷模，无能望其项背者。

他的大名我仰之久矣。

在我的想象中，他应该是一位面容清癯、身躯瘦长的老者;然而实际上却恰恰相反。

他身着灰布长衫，圆口布鞋，面目祥和，严而不威，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暗想在他领导下工作是一种幸福。

过了至多一个星期，他告诉我，学校决定任我为正教授，兼文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的系主任。

这实在是大大地出我意料。

要说不高兴，那是过分矫情;要说自己感到真正够格，那也很难说。

我感愧有加，觉得对我是一种鼓励。

不管怎样，副教授时期之短，总可以算是一个记录吧。

思想斗争

我在这里讲的&ot;思想斗争&ot;，不是后来我们所理解的那一套废话，而是有关我的学术研究的。

我曾多次提到，在印度学领域内，我的兴趣主要在印度古代及中世佛典梵文上，特别是在&ot;混合梵文&ot;上。

上述我的博士论文以及我在哥廷根写的几篇论文可以为证。

然而做这样的工作需要大量的专业的专著和杂志。

哥廷根大学图书馆和梵文研究所图书室是具备这个条件的。

在哥廷根十年，我写论文用了上千种专著和杂志，只有一次哥廷根缺书而不得不向普鲁士国家图书馆去借，可见其收藏之富。

反观我国，虽然典籍之富甲天下，然而，谈到印度学的书刊，则几乎是一片沙漠。

这个问题，我在离开欧洲时已经想到了。

我的所谓&ot;思想斗争&ot;就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而开始萌动的。

我虽少无大志，但一旦由于天赐良机而决心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就像是过河卒子，只能勇往向前，义无反顾。

可是我要搞的工作，不是写诗，写小说，只要有灵感就行，我是需要资料的，而在当时来说，只有欧洲有。

而我现在又必须回国，顾彼失此，顾此失彼，&ot;我之进退，实为狼狈&ot;。

正像哈姆莱特一样，摆在我眼前的是：走呢，还是不走?th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