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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第3页）

我为什么把一九五七年作为这一个阶段之首，而又把一九六五年作为其末呢?对解放后&ot;阶级斗争&ot;的历史稍有所了解的人都能明白，其中并无什么奥妙。

这两个年头是两次最大的狂风骤雨之间的间歇阶段的一头一尾。

头，我指的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尾，我指的是一九六六年开始的&ot;文化大革命&ot;。

两次运动都是中国人民亿金难买的极其惨痛的教训。

在反右斗争中，我处在一个比较特殊的地位上。

一方面，我有一件红色的外衣，在随时随地保护着我，成了我的护身宝符。

另一方面，我确实是十分虔诚地忠诚于党。

即使把心灵深处的话&ot;竹筒倒豆子&ot;全部倒了出来，也决不会说出违碍的话。

因此，这虽是一次暴风骤雨，对我却似乎是春风微拂。

学校虽然还没有正式宣布停课，但实际上上课已不能正常进行，运动是压倒一切的。

我虽然是系主任，但已无公可办。

在运动初期，东语系由于有的毕业生工作分配有改行的现象，所以有一部分学生起哄闹转系。

我作为一系之长，一度成为一部分学生攻击的对象，甚至出现了几次紧急的场面。

幸而教育部一位副部长亲自参加了处理工作，并派一位司长天天来北大，同我一起面对学生，事情才终于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我也就算是过了关，从此成了&ot;逍遥派&ot;。

这个名词儿当时还没有产生，它在&ot;文化大革命&ot;中出现，我在这里不过借用一下而已。

我悠闲自在，是解放后心理负担最轻的一段时间。

至于传闻的每一个单位都有划右派的指标，这样的会我没有参加过，其详不得而知。

&ot;右派&ot;是一类非常奇怪的人，官方语言是&ot;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ot;，其中玄妙到现在我也不全明白。

可是被戴上了这一顶可怕的帽子的人，虽然手里还拿着一张选票，但是妻离子散者有之，家破人亡者有之;到头来几乎全平了反。

不知道这乱哄哄的半年多，牺牲时间，浪费金钱，到底所为何来!

一九五八年，又开始了&ot;大跃进&ot;，浮夸之风达到了登峰造极、骇人听闻的程度。

每一亩地的产量--当然是虚构的幻想的产量--简直像火箭似的上升。

几百斤当然不行了，要上几千斤。

几千斤又不行了，要上几万斤。

当时有一句众口传诵的口号：&ot;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ot;把人的主观能动性夸张到了无边无际。

当时苏联也沉不住气了，他们说：把一亩地铺上粮食，铺到一米厚，也达不到中国报纸上吹嘘的产量。

这本来是极为合情合理的说法，然而却遭到中国方面普遍的反对。

我当时已经不是小孩子，已经四十多岁了，我却也深信不疑。

我屡次说我在政治上十分幼稚，这又是一个好例子。

听到&ot;上面&ot;说：&ot;全国人民应当考虑，将来粮食多得吃不了啦，怎么办?&ot;我认为，这真是伟大的预见，是一种了不起的预见。

我佩服得五体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