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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计划者与行动者（第3页）

只要在15分钟后把三块奥利奥拿给我就好了。”

在思考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偶尔读到了社会科学家唐纳德·麦金托什（DonaldMcIntosh）的一句话，它对我影响很大。

“如果我们不假设思想中含有一个以上的能量体系，并且这些体系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彼此独立的，想要做到自我控制就是自相矛盾的。”

这句话源自《人类社会的根基》（TheFoundationsofHumanSociety）这本鲜为人知的书。

我不记得是怎么读到这句话的，但在我看来这句话显然很有道理。

从本质上说，自我控制意味着冲突。

就像探戈舞一样，（至少）要两个人才能跳。

也许我需要建立一个包含两个自我的模型。

虽然这一想法很吸引我，但任何双重自我模型都有一个不利之处：经济学家认为它太激进了，心理学家则认为它太过时了——从没有绝妙的结合。

几乎没有经济学家意识到亚当·斯密对“激情”

和“公正的旁观者”

的论述，我刚开始做这项研究时也是如此。

对大多数经济学家而言，这种想法是怪异的，而当时的心理学家也不再追捧弗洛伊德（Freud）的本我、自我与超我。

另外，现在流行的双系统模型当时尚未出现。

因为有所顾虑，我悄悄地在朋友圈中阐述我的想法。

该理论的雏形出现在我的《消费者选择的实证理论》一文中，但我知道我需要一些更正式的方法，从经济学理论角度讲就是可信的数学方法。

因此，我找到了当时也在罗切斯特大学任职的数理经济学家赫什·谢弗林，请他做我的合作伙伴。

多年来，我和很多人合作过，赫什是我的第一位合著者。

他擅长数学，当我们开始讨论这些问题时，他不认为我的想法过于疯狂。

其实赫什的想法更重要，因为很容易找到数学比我好的经济学家。

我和赫什在很多方面截然不同，赫什严肃、严谨、勤奋，有宗教信仰，甚至学习过百科全书式的古老犹太法典《塔木德》。

而赫什的这些优点我一个也没有，但我们仍相处得十分融洽。

最重要的是，赫什会被我的笑话逗乐。

我们在一起工作时，就像卡尼曼和特沃斯基一样，可以无休止地谈话。

当我们开始起草第一篇论文时，对每句话都会充分讨论，这和我之前看到的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工作状态一样。

当我们同在罗切斯特大学期间我们开始了研究，但随后我去了康奈尔大学，赫什则去了阳光明媚的南加州的圣塔克拉拉大学，那里离斯坦福大学不远。

虽然我们只合作了两篇论文，但赫什已经迷上了行为经济学，并且很快与他在圣塔克拉拉大学的同事、行为金融学家迈尔·斯塔特曼（MeirStatman）开启了极为成功的合作之旅。

我们的模型其实是建立在一个隐喻的基础上。

我们提出，在任何时候一个人的内心之中都有两个自我：一个是具有前瞻性的“计划者”

，他关心未来并且有很好的打算；另一个是不顾一切的“行动者”

，他只活在当下。

这种行为模型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描述两个自我之间的关系。

一种方法是利用数学和经济学的分支“博弈论”

作为核心模型，让相互作用的计划者和行动者扮演博弈双方。

但我们否决了该方法，因为我们认为行动者不会参与决策。

他更像一个活在当下、具有激情的人，他会对摆在面前的事物做出反应，不断消费直到满足为止。

相反，我们根据组织理论选择了委托–代理模型。

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个模型，毫无疑问是受到了代理理论的影响，我在罗切斯特大学商学院授课时该理论正是学者们讨论的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