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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计划者与行动者（第4页）

1976年，迈克尔·詹森和时任商学院院长的威廉·麦克林已经就此话题写了一篇很有名气的论文。

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同意我们这样应用他们的理论，但这正是有趣的地方。

在委托–代理模型中，委托人是老板，通常是一家公司的所有者，代理人则是老板授权做事的人。

在一家公司中，代理人知道的比委托人多，但委托人如果监视代理人的所有行为，代价就会很高，情势也会变得十分紧张。

在这种模型中，代理人尽可能付出最小的努力去赚到最多的钱。

相应地，公司会采取一系列规定和手段（比如激励方案和记账系统），尽可能降低因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而产生的成本。

例如，销售人员的薪酬以佣金为主，他们必须上交记录出差费用的发票，并且不得乘坐飞机头等舱。

在我们注重个人内在特征的模型中，代理人是一组寿命很短的行动者。

具体说来，我们假设每个时间段，比如每天，都会有一个新的行动者。

该行动者想要享受生活，十分自私，根本不关心未来。

相反，计划者是奉行利他主义的。

她所在意的是一系列可以从行动者那里获得的效用。

（我们可以把她想象成仁慈的独裁者。

）她希望所有行动者从整体上越快乐越好，但她也要对行动者的行为实施一定的控制，尤其是在行动者的欲望被激起时，比如食欲、性欲、喝酒的欲望，或者天气晴朗时突然想出去闲逛一天。

计划者有两套方法可以用来影响行动者的行为。

她可以用（金钱或其他方面的）奖惩措施来影响行动者的决定，但同时将决定权留给行动者；她还可以实施强制性措施，比如承诺策略，来限制行动者的选择。

让我们举一个精心设计的简单案例。

假设哈里独自在一个偏远的小木屋里野营，与外界断绝了一切联系。

一架小型飞机送他到达那里，并将在10天后接走他。

一开始他有很多食物（水也是充足的），但是一头饥饿的熊来到这里，几乎吃掉了所有食物，只留下10根能量棒，可能是它没有注意到能量棒，抑或是能量棒不合它的胃口。

因为无法与外界联络，哈里又不擅长寻找食物，在飞机来接他之前，他只能依靠这10根能量棒过活。

当然，哈里的头脑里也有一个计划者和一个行动者，计划者会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

假设计划者对待每个行动者的消费都是公平的（所以不会对未来行动者的消费进行贴现）。

食物给行动者带来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也就是说，第一根能量棒比第二根带来的快乐更多，以此类推，当他吃到的能量棒不能再带来任何快感时就会停下来。

在这种情况下，计划者会认为最好的做法就是一天吃一根能量棒，这样10个行动者都会获得同样的效用。

换句话说，计划者会像理性经济人那样，如果按照生命周期假设，将会平均分配能量棒。

从某种程度上说，计划者会尽量使行动者像经济人一样行事。

如果技术上可行，计划者会采取承诺策略，不让行动者有自由选择的机会，从而消除异常行为的风险。

如果小木屋里有10个可编程的保险箱，每个保险箱都会在特定的时刻打开，这种情况最理想。

从计划者的角度讲，这可能是最好的结果。

但是，这间小木屋不可能有这些保险箱，在这种情况下计划者会怎么做呢？如果把10根能量棒都放在橱柜里，可以随时拿来吃，那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如果计划者不干预，第一个行动者就根本不会关心未来行动者的福利，他会一直吃，直到吃饱为止；也就是说，直到再吃一口能量棒就会减少他的幸福感为止。

我们假设这发生在他吃了三根能量棒之后。

第二天，行动者又吃了三根能量棒，第三天的行动者也是一样。

当第四天到来时，行动者早餐时吃了一根能量棒，也是最后的一根，他很快就饿了，剩余的时间再也没有任何快乐而言。

不管怎样，计划者都会防止行动者在最初几天狂吃能量棒。

如果没有承诺策略可实施，在我们的模型中，计划者唯一可以使用的方法就是“内疚”

。

通过计划者或是父母、社会的教导，行动者会因为不给未来的行动者留些吃的而倍感内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