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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计划者与行动者（第5页）

不过，实施这一方法的代价很高。

在能量棒这个例子中，计划者不可能在行动者吃掉第一个能量棒时就让他感到内疚。

在图6中，峰值最高的那条曲线代表吃能量棒没有任何内疚感的行动者所获得的效用，这时行动者会吃到效用最大时为止，即吃完第三根能量棒的时候。

第二高的那条曲线表明，因为产生了一定的内疚感，行动者吃完第二根能量棒后就不再吃了，而峰值最低的那条曲线表明，行动者吃完第一根后就不再吃了。

我们需要注意一点，当运用了“内疚”

的方法时，生活的乐趣就减少了，因为让行动者少吃能量棒的唯一方法就是减少吃能量棒的快感。

另外一种思考方式是“运用意志力是需要努力的”

。

图6吃能量棒的快感

以上分析说明，如果可以建立和推行完善的规则，生活会更加美好。

使用可编程的保险箱，每个里面存放一根能量棒，这会比让人产生内疚感的吃法更令人满意。

斯特罗茨也做到了这一点，他让雇主将年薪按12个月平均发放，即从当年9月到第二年8月，而不是从当年9月到第二年5月按9个月发放。

如果按照后者支付，钱就会更早到账。

但是，他必须在每个学年都存足够的钱，以备暑期之需，以及用于家庭度假。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凡事都使用规则呢？其中一个原因是，从外部强加的规则并不容易建立。

即使你每晚订一份健康外卖到家，但仍然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你再订一份比萨。

另外，即使有类似的规则，它们也缺乏灵活性。

如果斯特罗茨教授选择分9个月领取薪水，钱到账更早，他就可以利用这些钱买一些冬季打折商品，比如一台新的割草机，这些商品在夏天时的价钱更高。

但是，如果分12个月领取薪水，他可能就没有足够的预算去买那台割草机。

当然，从另一方面说，如果他想早点儿拿到钱，就必须有足够的自制力，才能让钱一直花到明年夏天。

同样的方法也适用于公司。

如果委托人明确知道代理人在各种情况下应该如何做，她就可以制作一份规则手册，不允许代理人违反这些规则。

但是，假设有一个层级较低的代理人，他完全按照规则手册去完成工作，毫无决策权。

如果他遇到一件明显应该做的事，但因委托人之前没有预见到，所以是规则“不允许做的”

。

碰到这种情况时，我们肯定都会觉得很懊恼。

当然，公司和个人还有其他控制方法，比如记录每项支出。

在公司里，这些方法被称为记账。

同样，正如我们前文提到的，人们会使用心理账户，再借助信封、玻璃罐、退休金计划等，以达到同样的目的。

因为人们不会像理性经济人那样认为金钱是可替代的，所以这些记账策略是可行的。

我要郑重说明一点，我和赫什并不认为人们的心里真的有两个自我。

这只是一个假设性模型，意在提供一种有用的方法来研究自控力问题。

因为有人认为计划者位于大脑前额叶皮层，该区域与有意识的理性思考有关，而行动者位于大脑边缘系统，所以在撰写第二篇论文时我和赫什加了一个脚注。

对于了解双系统模型的人来说，以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中描述的模型为例，我们可以认为计划者属于重在反省与深思的慢系统（系统2），而行动者属于以冲动与直觉为特点的快系统（系统1）。

神经学的最新研究对这种解读提供了支持，但是，从实用性角度来讲，该模型是否具有心理学依据并不重要。

这只是一种比喻，有助于我们了解如何将自控力问题融入经济学研究中。

现在，我仍然认为计划者–行动者模型是帮助研究自我控制问题最有用的工具，但这并不一定是下一代行为经济学家喜欢的标准模型。

1997年，哈佛大学行为经济学家戴维·莱布森（DavidLaibson）发表了他的博士论文，率先提出了选择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