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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狭窄框架与出租车司机的工作时间（第4页）

什洛莫成功地解决了我的懒惰问题，他精力充沛，似乎什么事都不能使他退却。

什洛莫还掌握了如何“叨扰我”

的高超技艺，反正我们是这么定义的。

我们都亲切地叫他什洛莫，我常常对他说：“我真的太忙了，现在没有时间想这个问题。”

什洛莫说：“好的，那你什么时候会有空呢？”

我说：“哦，大概两个月后吧，之前肯定不行。”

两个月后，什洛莫就会打来电话问我，准备好研究那个问题了吗？当然，什洛莫早就明白，我认为两个月后就会有时间，其实也属于“内部观点”

，但他还是会打电话给我，我最终也总会抽出时间来和他一起做研究。

正是因为他不厌其烦的“叨扰”

，以及他泉涌般的有趣想法，我和什洛莫合写的文章比和其他任何人合写的都多。

我和什洛莫都感兴趣的一个反常现象是“股权溢价之谜”

（equitypremiumpuzzle）。

1985年，拉杰尼什·梅赫拉（RajnishMehra）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Prescott）在一篇论文中首次提出了股权溢价之谜。

普雷斯科特竟然会指出这种反常现象，这确实令人称奇，因为他过去和现在一直都是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坚定支持者。

他在该领域的研究项目，即“真实经济周期”

（realbusinesscycles），后来为他赢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普雷斯科特和我不同，他没有把反常现象当作自己研究的一部分。

从普雷斯科特的立场来看，我觉得他肯定认为这种反常现象让他有点儿尴尬，但他和梅赫拉也知道他们研究的东西很有趣。

股权溢价是指股权（股票）与短期政府债券等无风险资产的收益之差。

历史上的股权溢价幅度会因为具体时间段和定义的不同而不同，梅赫拉与普雷斯科特所研究的1889—1978年这段时间，每年的股权溢价率约为6%。

股票比短期国库券的收益率高，这一点并不奇怪。

任何一个描述投资者厌恶风险的模型都会这样预测：因为投资股票风险较大，只有当股票的回报率高于无风险的资产时，投资者才会愿意承担这份风险。

在很多经济学论文中，分析到此就止步了。

经济学理论预测，一种资产的回报率高于另一种，是因为前者的风险更大。

如果论文作者能找到证实这一预测的证据，就会被视为经济学理论的又一胜利。

梅赫拉和普雷斯科特的分析之所以特殊，是因为他们关注的焦点并不是经济学理论能否解释股权溢价的存在，而是经济学理论能否说明溢价率究竟会有多高。

在经济学领域中，验证某种影响的实际大小的学者并不多见，而梅赫拉和普雷斯科特就是其中的两个。

通过计算，梅赫拉和普雷斯科特得出股权溢价的最大值是0.35%，这与历史上出现过的6%相比差远了。

投资者对风险的厌恶程度必须非常高，才能解释当时的回报率。

因为梅赫拉和普雷斯科特的研究结果存在争议，所以历经6年时间论文才得以发表，但一经发表，这篇论文就引起了极大关注，很多经济学家争相做出解释或给出理由。

不过，当我和什洛莫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时，所有的解释都不能令人满意，至少对梅赫拉和普雷斯科特而言是这样。

我们决定解开股权溢价之谜。

要想弄明白我们的方法，先阅读一下保罗·萨缪尔森的一篇经典文章或许会对你有所帮助。

在这篇文章中，萨缪尔森描述了他与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共进午餐时的一段对话。

萨缪尔森说，他在什么地方读到过，如果谁不愿意在赔率为2∶1的赌博上下注，就会被称为懦夫。

然后，他转向他的一个同事、经济史学家E.凯里·布朗（E.CareyBrown），对后者说，“布朗，就像你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