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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聪明地效仿（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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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经济学系列（套装共9册）（.sh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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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聪明地效仿

盲从者都在自作聪明吗？抑或者无视我们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及心智，依葫芦画瓢式地模仿他人是毫无头脑和理性可言的愚蠢行为？我们如何区分盲目遵从与机智模仿（我们常常无法轻易地发现二者的区别）？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找到一些例子。

试想一下，你在会议中需要对一个你既不感兴趣又不熟悉的议题进行投票表决。

你看到一部分同事纷纷举手表示赞同，因此你决定也这么做。

这是偷懒吗？还是屈从于来自同伴的压力？有可能你仅是将同事（表示赞同）的行为视作一个补充信息来源，因为你可以将他们的赞同解读为他们掌握了一些你并不知道的信息，而如果你也掌握了同样的信息，你就会理所当然地投赞成票。

在类似的场景中，跟随他人显然不是一个愚蠢的决定，虽然这可没让你费什么脑筋。

我们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们依葫芦画瓢是因为我们假设别人知道的比自己多。

比如当我们迷路的时候，跟着大部队找方向就是明智的选择。

我们可以通过跟随效仿他人来收集信息和寻找方向，并以此为基础让自己做得更好。

也就是说，我们选择从众是因为我们作为个体可以从中得到好处，我们把这种行为称作利己型从众（self-interestedherding）。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choicetheory），深入探讨了激励个体选择从众或结群的原因。

贝克尔认为每个人都能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有能力从理性分析的角度更好地最大化该个体的利益。

贝克尔及其同僚认为这个假设能够解释从结婚离婚、吸毒嗑药到种族歧视等一系列的人类决策及社会问题。

贝克尔的理性选择理论被其后的经济学家普遍接受，众多的经济学模型均假设其中的理性个体仿佛能够遵循复杂的数学定理，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即便如此，贝克尔也承认社会性的互动对个体的重要性。

贝克尔认为社交环境能够通过个体与他人的关系而为个体带来某种形式上的“社会收入”

，也就是说社交环境有某种意义上的货币价值。

我们的职场关系能说明贝克尔的这一观点：如果能够增加我们升职加薪的概率，那么老板和同事对我们的看法就隐含了货币价值。

经济学家从分析个体能从跟随他人的选择中得到的实际好处出发，试图诠释利己型从众行为。

一个以利己为导向的个体对群体的利益应是毫不在意的。

在经济学家看来，我们选择从众是为了自己，而绝非为了群体的利益：我们可以从他人身上学到一些有用的东西；有时跟随他人可能对我们自身的声誉有好处；而有时通力合作相较于单打独斗，可以为单个个体带来更大的收益。

从经济动机和激励的维度来看，这些都很容易解释得通：效仿和合作都只不过是达到目的的手段罢了，而其归根结底的目的还是个体利益的最大化。

人群中的“经济人”

经济学家是如何将人类的社会行为与经济学中个体理性选择能力的假设联系起来的呢？某些重要的理念最初是由一位名叫维弗雷多·帕累托的意大利博物学家提出来的。

工程师出身的帕累托在经济学、社会学及政治科学等多个领域都有着影响深远的建树。

在经济学领域，意大利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孕育了不少有识之士。

帕累托也极好地延续了这一传统，并经常被尊称为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以他名字命名的“帕累托最优”

（ParetoOptimality）是经济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

作为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帕累托最优意味着不可能再有更多的基于自愿交换的帕累托福利改善的状态，此时没有办法在不使任何人的处境恶化的前提下，使至少一个人的处境得以改善。

为了实现这一简化（有些人会认为过于简单化）的理想结果，帕累托假定所有理性决策都是由一个虚构的物种，即“经济人”

（Homoeconomicus）做出的。

精明、利己、独立自我的“经济人”

的决策都基于严谨的分析论证，以寻求其个体福祉和利益的最大化。

“经济人”

并非完美无缺，也会犯错，但是他们能够很快纠正这些错误，并确保之后不会重蹈覆辙。

“经济人”